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次危机的化解

　　摘要：1940年底至1941年初，由于蒋介石对反共高潮的准备及发动，使国共两党关系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次陷入危机，其中尤以皖南事变的爆发最为严重，一度使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达至顶点。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就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统一战线继续维持问题，通过电报进行了频繁沟通和互动，使两次危机得以较为及时地化解，维护了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局面。本文以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及中共内部的往来电文为依据，试图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梳理，更加客观、真实地展现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并公正评价共产国际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及中共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危机化解

　　关于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也一直存在一定争议。虽然近几年来随着大量文献资料的披露和档案解密，使这一问题逐渐清晰，学界的评价和研究也越来越趋向理性，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复杂关系，加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日苏协议的签订及随后共产国际对中共保卫苏联的指示等因素，使学界对共产国际及苏联在抗战时期所扮演角色的评价仍然见仁见智。其中，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苏联、共产国际在抗战时期存在很强的重蒋轻共倾向，且在援助中国的动机上存在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成份，为了使苏联免于两线作战，他们极力维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使中国拖住日本而苏联则能够集中精力与德国法西斯作战。基于此，在国共磨擦产生时，共产国际即要求中共对国民党实行无原则妥协，压制中共发展。而中共则坚持正确斗争原则，坚决主张“以斗争求团结”，政治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应该说，上述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也体现了当时历史的某些方面，但由于这一时期国内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多个面相，仅就苏德战争爆发前来说，尽管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态势已趋明朗，但由于此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本身都在其自身实践中发展成熟，所以，从二者之间在国共尖锐冲突中的往来电文看，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已不再是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僵化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存在着一定的灵活性，双方主要以互动、沟通、指导与参考采纳的方式进行交流，共产国际的指导中渗透着商量、劝解的语气，及对中共发展的深切关注，中共的汇报中也包含着对事件的独立判断及自主决策成分，尽管在这一特殊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力维护客观上也蕴含着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从实际效果看，其对中共的指导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抗战利益和中共发展的实际需要的，其结果也证明共产国际的指导不仅使中华民族抗战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并最终促进其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共面对抗战以来两党合作的重大危机，其斗争策略也是几经反复，在吸收共产国际指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并使自身无论在政治影响还是在实力保存上都获得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本文拟以1940年11月7日至1941年3月25日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及中共内部的往来文件为依据，客观、清晰地展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最大危机的关头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互动情况，及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策略的微妙影响，以促使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研究更加客观公正和深入细化。

　　第一次危机化解：共产国际对中共计划的及时有效引导

　　在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保证了中华民族抗战的顺利开展，但是，由于国共两党的阶级属性及历史恩怨，使两党的合作并不一帆风顺，并时刻伴随着破裂的危机。其中，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皖南事变前后的1940年底至1941年初，统一战线破裂的危机达到顶点，内战危险一触即发。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和劝导，使中共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使危机得以化解。其中第一次危机就是在皖南事变前，中共基于国民党消灭中共军队的图谋而试图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1940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紧急汇报了国民党的情况，指出：“蒋介石准备投降，最近授意开展广泛的反共运动，为其直接向日本投降扫清道路”，并认为蒋介石的计划是：把中共所有力量赶到华北地区，将其置于日、蒋的火力之下，以期消灭中共，而中共的打算是：出于防御目的，采取“先发制人”的反攻行动，以粉碎国民党的围剿计划。其具体军事部署是留下大部分部队在各抗日根据地与日军作战，利用部分辅助部队和突击部队打击国民党围剿军后方，以防止日、蒋的联合进攻，保证中共阵地安全。不过，对于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中共当时也意识到其严重危险性并直言道：“但要提防的是，如果我们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那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必然指责我们破坏抗战。其结果可能是我们和蒋介石的彻底决裂。因此这在政治上对我们并无好处”。所以，中共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说：“虽然我们现在在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但最后的决定还没有作出。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解决不好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特向你们作出通报并请尽快作出指示。”其实，在此之前，中共已根据计划采取了相应措施，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11月1日就指示刘少奇“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周恩来也接到中共中央来电：“作与蒋介石决裂的准备”。但是，之所以在一周后，中共仍然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也是出于对这一做法的谨慎态度。11月2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的谈话中，潘友新曾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中共也基于国民党投降只是存在着严重的可能，尽管“投降是主要的”，但也还有其他可能性的估计，作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政治进攻、军事防御，另一个是政治进攻、军事也进攻。由于此前国共关系已经出现较长时间的紧张局面，所以，中共此时的态度倾向于第二方案，即采取反剿共行动，在剿共军前进时，中共势必要打出去，“以期转变局势，争取好转”。但同时为了做得仁至义尽，也认为“答应和平解决，呼吁避免内战，采取缓和态度，都是对的，必要的”，为此，中共中央要求“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现在的主要火力应从顽固派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加之，中共看到日本和亲日派意欲使国共火并，引起中国分裂，以便其坐收渔利的阴谋，出于国家民族利益考虑，在制定“先发制人”策略后，又征求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等候共产国际答复期间，中共也在不断对形势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就形势发展交换了意见，并于12日电报指出：“根据七日国民党中央所发第二十四号政治情报，足证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周恩来也认为，由于蒋介石依赖美国倾向甚重，所以其并未决定投降，如新四军能执行北移命令，便可暂时缓和局势，也便于中共争取影响，实行自卫，这样，经过反复沟通、思考，毛泽东指示中共军队暂时采取“完全自卫的防御战，并力求不爆发大冲突”。

　　共产国际收到中共通报后，对中共提出的情况十分忧虑，但季米特洛夫在回电中并没有武断地直接给予指示，而是“鉴于问题特别复杂”，告诉中共“我们只有在研究一些重要因素之后才能给你们作出答复。你们做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并不是采取直接否定或严厉指责的态度，而是要首先研究各种因素，以期对中国革命和中共发展作出客观、科学的指导。事实也是如此，季米特洛夫在作了充分研究后，就此问题致信斯大林，信中提交了他拟定的给中共的意见：“我们觉得，中国目前的局势很不明确，很不确定。至少不能像你们认为那样：蒋介石已彻底决定向日本投降”，相反，“有材料指出，尽管他通常摇摆不定，但还没有下决心走这条路。”该意见还分析了共产国际作出这一判断的原因：一、群众情绪有利于继续抗战，且有相当强大的军队，在中共领导下，对蒋介石有扼制作用;二、蒋介石严重依赖英、美两国，英、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特别注意加强中国的抗日运动，以期阻止日本在其他战场的作战积极性，此外，苏联的友好态度也对蒋介石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作为自称的中国人民的领袖，还不想在政治上葬送自己。”基于此，季米特洛夫指示中共暂时实行拖延方针，“想方设法巧妙应付”，并就从华中和山东撤军问题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就中共担心采取军事行动产生的不良后果问题，共产国际也有同样的考虑：“特别重要的是，你们无论如何不能首先对围剿军发起攻势，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战统一的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他想同日本人缔结妥协性和约的企图作辩解。”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共产国际此时并没有无原则地要求中共妥协以维护统一战线，而是进一步指出，若蒋介石仍对中共军队采取进攻行动，就要全力打击来犯敌军，“但在这种情况下，决裂和内战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身上”，并且中共能够得到民众更多的支持，这要比对可能受到的进攻采取反攻行动得到的多得多。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的分析是相当中肯的，从中共自身发展和利益的角度思考了问题的应对策略，也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在书信最后，季米特洛夫还希望斯大林“尽快作出答复，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咨询电报是在1940年11月7日从延安发给我们的，我们担心，处境很艰难的中国同志可能采取某些考虑不周的步骤。”

　　中共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后，根据自身对形势的判断并结合共产国际意见，要求新四军皖南、江南部队，在国民党进攻时，以自卫原则坚决还击之，但“同时应采取一切办法缓和国民党之进攻，我方绝对不应先开战端，否则给顽固分子以口实，我政治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毛泽东在回复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也说道，日、蒋暂时还未达成真正一致，而且，蒋介石财政状况非常困难，他很怕苏联支持中共，英美也不赞成打内战，因此，在其“未向日本投降之前不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这样，中共方面的政策是：国民党采取温和态度，中共就作一些不大的让步;划清亲日派与亲英美派的界限，对前者采取坚决进攻态度，对后者采取较温和态度;划清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与较进步地主和绅士的界限;团结所有不满蒋介石的地方集团和国民党左翼人士;准备实力，一旦国民党发起攻击，实行坚决自卫。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我们措施的最后一项，在目前只是准备性的，需要等待国际和国内政治条件的成熟”，并希望一旦条件成熟，共产国际能给予武器装备的援助。这一问题也确实在随后提上了共产国际的日程，共产国际曾与中共探讨过经蒙古人民共和国运送武器装备的可能性计划，但由于后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及随后苏德战争的爆发，这一计划未能成行。在电报的最后，毛泽东断言：“中国的局势只有在日本诱使蒋介石投降未成并对重庆发动大规模进攻情况下才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变，否则只会日益恶化”，但他也在此后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由此可见，中共结合共产国际意见，并根据自主认识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已被实践所证明。尽管此时中共对国共合作前途的信心很低，还制定了对国民党军“先发制人”的反攻策略，但是毕竟在制定这一政策后并没有迅即付诸实行，而是十分谨慎地经过多方沟通和交流，结合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停止了这一冒险计划。同时，从共产国际与中共这一时期就这一问题的频繁电文往来中也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指示在化解这次危机中起到了强化中共作出正确判断的作用，对当时及随后可能发生的冒险行动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导。而且，无论共产国际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从中能够感受到共产国际的诚恳态度，回看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能清楚地知道这一次危机的化解对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事业的重大意义。

　　第二次危机化解：共产国际对中共策略的积极沟通强化

　　1940年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危机的化解，并未结束国共磨擦局面，反而随着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意向的增强和国共矛盾的加剧而走向顶点。皖南事变的发生，与1940年底危机的隐蔽性不同，它使国共矛盾完全公开化，不仅激化了双方的内战冲动，而且也使各种国内外势力卷入其中，使各方对中国抗战及国共合作的态度更加明朗化。此间，中共在与共产国际的互动中，调整了自身的立场和应对策略，从最初对国共关系破裂的深信不疑并基于此立场进行准备，到改变立场尽最大努力争取政治主动和国内和平，最终赢得了对国民党反共浪潮的巨大胜利。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由于情势危急，为使皖南新四军免于全军覆没，中共制定了在全国实行政治军事全面大反攻的计划。这一计划也是基于叶挺、项英“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的报告及刘少奇、陈毅12日建议以军事行动救援新四军而制定的。中共在作出这一指示的同时也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其中提到，皖南新四军已与国民党军队血战八昼夜，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中共准备在政治、军事两方面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反攻。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此时中共的措施是全面大反攻，但这需要较长时间准备，不可能很快实行，而且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救援新四军的需要，中共也并不知道此时新四军已全军覆没。因此，在1月15日刘少奇报告新四军已被全歼并提出新建议后，中共也调整了对策。刘少奇分析指出，当时的全国局势是，国民党并未投降，仍在继续抗战，对中共也不敢分裂，且蒋介石怕乱子闹大，影响与苏联的关系，在皖南事变中，亦曾下令制止，再考虑到双方实力对比及这种进攻和破裂可能产生的军事、政治影响，则全面军事反攻策略，对中共不利，且有极大危险，“以在全国主要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某些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同日，毛泽东即电告周恩来、叶剑英：“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尽管此时中共态度仍十分强硬，但与此前的计划已有所区别。这样，周恩来在重庆即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如加强统战活动，对外国人士及小党派作进一步解释和活动，以继续揭穿蒋介石，指示新华日报社、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撰写报导、社论，编印传单，以抗议国民党，揭露事件真相。此外，为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还组织力量准备事件相关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带往香港、南洋及美国发表，安排相应人员访问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并亲自到英国驻华大使寓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由此，随着皖南新四军被全部歼灭，中共对国民党的对策也在逐步调整。不过，尽管中共并未采取尖锐对立的军事行动，但这一事件已使中共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中共内部大多数人也很自然地认为国共合作已走到尽头，尤其蒋介石于1月17日宣部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法庭审判之后，使皖南事变的紧张局势又进入了一个高峰。

　　针对“一·一七”命令，毛泽东于18日就新四军被彻底消灭及叶挺、项英被俘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并指出德意日三国缔结同盟后，蒋介石的反共行动已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国民党的行动已达到极度愤恨的程度，因此，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又回到了皖南事变初期的轨迹，认为国共破裂已不可避免。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新四军事件及“一·一七”命令，表明了国民党准备大破裂的决心，这是抗战以来两党间及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但是，由于在军事上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还比较悬殊，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支持，中共反攻的胜算并不大，并且一旦国共开战就必定要打到底，其战斗准备需要时间较长，而当时苏联的态度也并不支持中共与国民党破裂，主张中共主要采取政治攻势。苏联大使潘友新就曾对周恩来说，中共的主要敌人是日本，若中共主动对国民党展开进攻，只会扩大中国内战，不利于抗战事业，所以，必须千方百计保持合作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要自甘受辱，而是必须继续进行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这也在毛泽东后来的电报中得到了证实，毛泽东曾抱怨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始终与远方(指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政策“相左”，故目前只能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军事上仍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几个月后有力地转入攻势，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打到甘川去。从1月17日到19日的中共政策来看，由于对国民党做法的极度愤恨，使中共无论是在对国民党还是对国共合作前途的估计上都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进而在行动方针和部署上也是基于内战爆发而进行准备，依据当时国民党内及蒋介石的实际态度和倾向，这并不符合实际。而且，尽管在1月20日毛泽东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其中提到：“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件视为地方上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扬。他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军官将被释放”，并请毛泽东及时向共产国际“通报政府对八路军和特区的行动”及毛泽东将采取的措施。但毛泽东基于对蒋介石必定投降、国共必定决裂的认识，仍然认为1月17日命令“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为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月25日全面部署国统区的应变对策，布置相关工作人员及四川地下党员撤退和转移。中央政治局还于1月29日形成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其中指出，国民政府已将中共及全国人民置于与其完全对立的地位，除对立外，已无其他路走。但考虑到从开始到全面破裂还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中共出兵至快要在半年后，所以，目前只打防御战。另外，毛泽东在同日给季米特洛夫的回信中也指出：我们拥有种种材料说明，蒋介石“所采取的措施是旨在同我们决裂”，他的计划是“分步消灭我军，即先消灭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再后镇压中共”，同时，毛泽东还对国共两党面对的形势和中共应对方针汇报指出：“既然蒋介石反对我们，那我们就不能再作让步，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种让步不能团结民众。民众对发生的事件是非常不满的。所有同情都在我们方面。甚至连英美外交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都不赞成蒋介石的行动”，新四军事件无论如何不能看作地方事件，“我们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不过，这种认为国民党已经走向投降、国共即将破裂的思想在日本发动豫南战役后有所变化，因为，尽管毛泽东在2月1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说：国共破裂已不可避免，彻底破裂后，蒋介石亦必定向日本投降，但同时，他接连指示刘少奇、周恩来等，“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因此，在政治方面，“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

　　对于中共党内存在的国共合作必定破裂、国共内战不可避免的方针及依此而作出的尽管不是立刻采取的军事行动准备，共产国际意识到其中存在着抗日统一战线破裂的巨大危机。因此，在共产国际建议下，苏联采取了对蒋介石的施压措施，不仅“推迟了对中国的军事供应，同时采取一切外交手段，同国民党党政军各界以及中国社会各界代表进行接触和联系”。潘友新于1月25日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驻中国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苏联领导人还“同蒋介石驻莫斯科的私人代表何耀祖将军和中国大使邵力子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在1月28日的谈话中，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索夫斯基指出，苏联政府对于此次事件“甚感不安”，“这种行动乃是内战的开始。内战有可能削弱争取中国独立的斗争”，并强调“没有统一战线中国决不可能取得胜利”。在对国民党施压的同时，季米特洛夫2月4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明确表示：“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请重新考虑一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随后，周恩来也将崔可夫对国共两党的意见电告毛泽东，其意见是：对于国民党，要团结抗战，斯大林不愿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对于共产党，“要继续抗战，起模范作用，并加以宣传”。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及苏联作出这一指示，并不只是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量，这其中还结合了对国共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及对国民党的认识和分析，此外，中共驻共产国际相关人员的意见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在共产国际内，抗战开始后基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需要成立有专门委员会，还有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小组内除苏共相关人员外，还包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相关人员如任弼时，还有当时在莫斯科的李进(林彪)、张绥山(曾秀夫)、周全(毛泽民)等。该小组在1939年7月进行了不止一次对于国共关系及统一战线问题的讨论，主要内容包括“1、如何防止投降的危险和加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2、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3、如何加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4、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国民党投降和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破裂将成为事实，如何继续抗战?”等，在该小组会议的第二号记录中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1、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制止投降?2、需要如何加强抗日战争?3、需要如何加强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4、如果投降和与国民党决裂成为事实——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对中共的指示并不是出于主观意愿和设想，在这次反共高潮发生前，共产国际就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较为充分的分析和研究，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工作人员及苏联驻重庆代表和相关军事顾问等提供的情报和信息，因此，可以说，共产国际作出这样的指示，即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另一方面，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人员对皖南事变的认识也对共产国际决策起到一定作用。就现有资料来看，当时在莫斯科的林彪就通过书信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首先分析的问题是“袭击新四军是不是中国统一战线破裂的开始和新内战的开始”，他认为，“有外部迹象表明，暂时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内战”，中国的内外部政治形势都要求蒋介石不要在目前发动内战。因为，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后，美英向中国提供了援助，想借中国人之手扼制日本南进，他们不希望中国向日本投降，所以，现在对于英美集团来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力量用到同日本人的斗争上”。这样，“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确定了明确的(行为)‘方针’，即保持统一战线的‘方针’”，不过林彪也指出，不排除国民党可能采取违背国家利益的行动。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武装袭击新四军不是内战的开始，而是大规模的冲突之一;国民党无力在目前阶段进行内战;在目前阶段英美不希望中国投降。”因此，中共当前应该采取的策略是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在军事上实行防御，但不放弃局部进攻，而这些举措都要符合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有利于同国民党谈判以实现中共的12条要求。几天后，林彪又在第二封信中指出：尽管“从中国所处的政治形势出发，国民党不应采取内战方针。但是国民党有可能，像我在前一封信中所说的，背离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背离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共产党决裂，进行内战”，他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共就要采取新的政策，在政治、军事上，同国民党内外的所有进步团体、武装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以便实现民族利益，彻底消灭和瓦解蒋介石军队。但是，尽管如此，林彪仍指出，“中央断言，只有一个前景：内战。我认为，有两个前景。中央认为，共产党再不能作出让步了，而只能要求蒋介石作出让步。我认为，我们可以进一步互相作出让步”，此外，他还提到，中共中央认为面临内战有一个过渡阶段是正确的，为恢复国共友好关系，中共应该在这一阶段全力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但不放弃对内战的准备。

　　最终，结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并冷静分析国内外局势及中国抗战全局利益后，中共调整了对皖南事变的立场。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说道，中共的决定符合共产国际指示，两者没有分歧，尽管国共破裂将来不可避免，但不是现在。目前，中共在政治方面要把重心放在同亲日派的斗争上，坚持善后办法12条，“扩大宣传，决不让步。同时保留同他和解的可能性”;在军事方面继续实行防御政策，国民党若采取进攻行动，中共一定要将其击溃、歼灭，但决不进犯。次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也指出，“某君(指崔可夫)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所以，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政策完全正确，二者相反正是相成，对于国共关系，这样做也只会拉拢而不会破裂国共。此后，毛泽东还提到，中共在行动上要避免引起过早破裂，破裂越早越有害，越迟越有利。随着国共双方面对危机分别作出了相应让步，两党关系趋于缓和，毛泽东在总结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时，要求纠正过左思想，“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4月26日，毛泽东还指示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可以“表示中共愿与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说明中共此时已转变了原有的立场和态度。

　　从皖南事变爆发到事态基本缓和的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共产国际与中共在立场和策略上的互动与沟通，从中可以发现，中共对皖南事变基本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但在对国民党继续抗战的可能性及国共合作的前途上稍显悲观，立场上出现了一定偏差，而此时，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使其就皖南事变与国民党斗争的重心和倾向都有了相应变化，使皖南事变也得以较早和平解决，中华民族能够继续团结抗战。由此可见，当中国革命进入抗战时期后，不仅中共对时局的把握和对国内国际局势的判断更加谨慎和深刻，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也逐渐趋于理性和成熟，这样，才有了双方的成功互动和二者关系的良好发展。

　　两次危机化解对国共政治力量对比的影响

　　在1940年底至1941年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次危机化解之后，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可以说是转危为安，而对于国共两党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中共中央在总结这次反共浪潮时所说，打退这次反共浪潮，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严重意义，它象征着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国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中败下阵来，且失去了众多的人心和信任，也使其此后在政治上比较被动，而中共在与共产国际互动过程中，对危机尤其是皖南事变采取的正确策略使其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并最终影响到解放战争的人心向背及最终结果。

　　皖南事变爆发初期，中共就掌握着一个很大优势，即这次事件是蒋介石首先发动，是国民党首先破坏了统一战线，就算内战爆发，也应由蒋介石承担责任，中共有充分理由进行自卫反击。在这一问题上，中共有着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大量报道了“各界人士在思想情绪上对新四军事件的反应”：其一，“国民党人中有人对可能发生分裂而感到不安。一些国民党元老甚至说，这种行动是自杀。国民党职员中有许多人很气愤，认为这种举措过分。也有人表现出恐惧和不安。”其二，国内各小党和中间派“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深深感到有必要为争取民主和团结而起来反对内战”，并具体说到“像黄炎培等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一方面表现出同情新四军牺牲的战士和指挥员，另一方面表示对解放战争的前景失去信心”，他们打算拜访蒋介石阐述三点建议：“1、蒋介石到此为止，不要扩大事态;2、注意争取民众的同情;3、全部注意力要放在外敌上。黄炎培在民众面前说，统治集团所实行的这种举措无疑是错误的。”此外，中间派“有人希望中共表现出更加强硬，但也有人表现出绝望和动摇。”其三，就广大民众来说，“随着事件的发生，物价又上涨很多，对外币汇率下跌。广大民众和进步人士被国民党激怒，同情中共，他们担心，国民党将破坏团结和解放战争，如果发生内战，中国就会灭亡。”其四，就国际社会来看，英美人士(除少数人外)都认为“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中国解放战争的前景和英美的利益。这些人士向各处发电报和发表文章，要求英美统治集团向中国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以使这种事件不再扩大”，英国大使曾“劝说蒋介石停止内部冲突。据传，英美暗示蒋介石，虽然共产党也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为了支撑中国必要的局面，国民党不应太急于解决问题，以避免发生不受欢迎的事件。”德国通讯社指出，“新四军是最好的抗日部队”。朝鲜对此事件“非常不满，他们指出，中国一旦爆发内战，朝鲜人的解放就会失去希望”。

　　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应该说与其国家利益相关，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士对中国抗战的真正关心与同情，而国内各派势力产生的关切和不安，则是担心中共采取极端行动会激化矛盾，导致国共决裂，内战发生，进而影响抗战大局。因此，尽管中共获得了广大中间派及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建立在中共坚持统一战线、维护团结局面基础上的。因为当时无论是对中共的同情还是对国民党的谴责，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双方能够继续团结抗战。第一次危机期间，在中共还未作出“先发制人”决策前，周恩来就曾对反共高潮中的各方意见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包括民主人士、中间派在内基本都主张中共让步，避免破裂，比如，冯玉祥认为，中共无论如何不能与蒋介石分裂，而要采取软硬两种手段，“表面让步，实际自干”，孙哲生希望中共让步，“以和缓局势。于右任亦然”，白健生、南洋华侨代表宋渊源也“极力想办法调停敷衍”，川康潘刘先后来渝，刘航琛也“望勿与蒋破裂。”皖南事变导致的第二次危机发生后，包括澳洲华侨代表黄襄望、巴拿马华侨代表郑华秋、智利华侨代表孙海筹、美东华侨代表李功叔、加拿大华侨代表黄寄生等在内的国民党国民大会华侨代表认为，“民族的利益超过党派的利益，如分裂内战，则前途不堪设想”，陈嘉庚则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说：“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希望国共双方能为抗战前途弭止内争，加强团结。从1月13日至27日，旅美侨胞各社团呼吁力行民主、团结抗战，美南列珠文华侨救国会、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表示，国共应“体念危艰，勿致引起内争”，“恳祈本抗战到底之初旨，迅促自力更生之实现，使兄弟阋墙煮豆燃萁之恶耗，永不再达于海外”，则“侨等亦必不敢自暴自弃，必竭尽手足胼胝俭食节衣之所能，以贡献祖国，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并肩奋斗。”美京华侨抗日救国会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望蒋“顾全大局，妥善办理”，望毛“以国家为重，团结抗日。”加省华工合作会发表通电指出，“盖抗战之基本条件，端赖国共两党之合作”，因此，“敝会全体会员，兹谨以至诚电达，拥护国共继续合作团结，誓死反对分裂投降。”同时，南洋各报在1月17日至2月28日发表了一系列主张民主、团结，反对独裁、反共的社论，也表达了此意。马尼剌建国报表示：凡我爱国同胞，均不愿看见“我们国家民族由分裂而灭亡。”菲律宾华侨商报认为，中国抗战能否胜利，取决于全国能否始终团结一致，“无论如何，自家人总应该相谅相助”，“万不可因此而使国共两党的抗日联合阵线起裂痕”，“如其自相残杀，中敌人挑拨离间的奸计，何以对友邦，何以对后世。”槟榔屿现代日报在其社论中提到某政界耆宿说，尽管其对中共并无好感，“但在抗战期间，不忍见必胜之局，因内部分裂而尽堕前功，尤不愿再见内战。”仰光各社团则声明：“我们的立场，是统一战线的立场，是人民的立场，我们拥护统一阵线彻底抗战”，“我们的态度，也是非常坦白，就是反对分裂，坚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苏门答腊民报指出：我们希望，在上的宽大为怀，在下的服从命令，“勿以小故而伤大体”，同时，两党领袖对下级须严加管制，勿使皖南事变这样为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重演。从以上电报及社论可见，当时舆论关注点集中在国共继续合作、团结抗日上面，这不能不使国共双方对此加以重视。中共中央也正是结合对形势的判断、共产国际的意见及国内外舆论的方向作出了正确选择，即主要采取政治攻势，提出解决问题的善后办法12条及后来更为缓和的临时办法12条，这不仅使国内外对国共即将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紧张气氛得以缓解，使中共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信任，也使国民党在强大政治攻势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采取了妥协态度。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提到，“中间派以前担心中共提出过分强硬而可能引起分裂的要求，现在他们赞成我们党采取强硬立场”，香港《南华日报》则指出，“在对解决中国基本需求的理解上，无论从哪方面看共产党，它的远见卓识都大大超过了仍坚持自己形式主义观点的民族首领”。这样，国内国际对国民党的强大压力及中共的强硬政治态度，使蒋介石“不止一次地派代表到周恩来处寻求妥协方式”，中共也认为这种情况表明，“内战已可以避免。现在有条件使中国现时局势向着对我们有利的方面转变。”在2月22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转发的周恩来电报中也提到，中共围绕参政会所进行的政治进攻使国民党方面极为紧张、不知所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试图通过解决一些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如释放他们拘留的人和汽车，发放通行证等来争取我们收回信件”，而“我们坚决拒绝这样做。因此各小党也更活跃起来。”周恩来电文最后指出：“所有这些表明，这次我方的政治攻势很奏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分裂危机得以缓和后，对此次事件产生的影响，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汇报，认为此次事件对国共双方的影响是：在国内，“国民党在老百姓中失去了信任，特别是在采取诸如逮捕、跟踪、到处建立集中营、迫使集中营里的青年‘忏悔’等一系列镇压措施之后……使国人、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对国民党失去了任何希望”，资产阶级阵营中“只有部分大资产阶级同情蒋介石，而另一部分采取观望态度”，其余部分都开始转向中共方面。在地方势力中，蒋介石也失去了大部分支持，这次事件中“只有桂系集团同蒋介石和何应钦积极合作，进攻我们。”中共中央还分析指出，由于蒋介石没有料到中共敢于对抗其反革命命令，又没有料到英美舆论会如此不赞成其反共行动，又没有料到华中剿共军会遭到日军扫荡，破坏其原有计划，又没有料到全国人民包括最大多数中间派、进步派及海外华侨都站在中共方面非难政府，使其“在政治上从进攻转为防御”，中共则从防御转为进攻。同时，中共中央断定：由于蒋介石直接出面反共，一改过去隐藏于幕后的态度，使广大民众对他的幻想开始消失，其反动面目也由其自己揭露出来，这是蒋介石的最大损失，而中共则因此更成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因素，提高了地位。与此同时，“胡宗南向边区南部的进攻已被中止，我们还扩大了地盘，连成为一个地区。”在国际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并未如蒋介石预期的那样支持其反共，日本帝国主义也未停止对国民党的进攻，国民党及蒋介石反而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而中共则扩大了国际影响。面对蒋介石发起的这次反共高潮，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密切合作与互动，中共获得了重大政治胜利。

　　结语

　　1940年底至1941年初两次国共冲突所产生的危机，很大程度上都“孕育着双方‘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这既会给抗战事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也会给中共及其军队造成悲惨的结果。”而这两次危机的化解，不仅使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且对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及其武装力量的发展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中共及其军队不仅在此后逐渐掌握了对国民党政治上的主动权，而且为其最终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并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准备了关键的政治及社会条件。

　　从两次危机的化解过程及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中共内部的来往电文看，中共与共产国际在各自的奋斗历程及相互影响中都已走向成熟。就共产国际来说，在对中国革命20多年的关注和指导历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及领导组织，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世界无产者同盟，其行动也必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依据，因此，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是没有在其领导者心中激起波澜。共产国际在不断总结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中，根据各国党在领导本国革命中已逐渐成熟及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于1935年七大上作出了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决定，这本身就证明了共产国际的成熟，也成为其在抗战时期对中共的指导和帮助能够基本正确的原因所在。即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过程中，不是单方面地提出指示，而是采取互动方式，不仅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情报，听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还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指导、提出建议。因此，在这两次危机的化解中，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不是命令，而是以同志般建议、指导和劝导的方式及侧面帮助的方式(如对国民党施压)来维护中国的抗战事业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中共来说，在抗战时期，经过20年的革命历程，中共也真正走向了成熟。中共不仅对王明回国后给共产国际汇报中歪曲事实的举动给予了积极应对，即派遣任弼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形势及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进行如实汇报，使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加深了解，使双方沟通更为客观和顺畅，也使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指示更为符合中国实情。而且，此时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不再是不顾客观实际地执行，而是在独立自主分析和把握国内外局势、抗战形势，尤其是中华民族整体和全局利益基础上，结合并吸收共产国际指示中的合理成份，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进而采取正确的斗争方法以取得最终胜利。这两次危机的化解，就是中共在分析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吸收共产国际合理意见的行动，而在苏德战争爆发后，针对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不顾一切地保障苏联边境安全的指示，中共则采取了在合理分析这一行动可行性的基础上婉言拒绝的态度，因此，可以说，中共此时已经具备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和智慧。

　　应该强调的是，不能说在这两次危机的化解中，哪一方面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但可以说，中共在此时期的走向成熟是其能够对问题和时势作出正确判断并形成和制定正确策略的内部因素，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中共正确决策产生和强化的关键外部因素。总而言之，尽管共产国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是符合苏联的民族利益的。但是，苏联的民族利益在这个时期也是与中国的民族利益、与中共的利益相一致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的援助和指导是真诚而坦率的，蕴含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王晓荣，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金凤，女，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