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陕西是全国抗日战略总后方之一,西北大后方的前沿阵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在14年抗战中,陕西军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生产、参军、支前,坚守黄河千里防线,进行反空袭斗争,保卫家乡,保卫大西北,使日军占领陕西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企图破灭,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至1945年进行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陕西军民以巨大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在全国抗战大局及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以新的视角梳理研究陕西军民的抗战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法西斯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局部抗战开始。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中共陕西省委于9月25日发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并于10月10日与30日两次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陕西民众书》,号召全省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12月10日,陕西学生抗日救国总会通电全国,呼吁“我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一致团结,誓死与日本作最后之决斗。”陕西人民初期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西安学生1932年4月25日驱逐国民党中央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斗争达到高潮。次日,陕西当局镇压游行示威学生,造成陕西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四二六惨案”。
1935年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曾一度低落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重新走向高涨。12月14日起,西安各校学生通电反对华北自治,声援北平学生,要求国民党中央“将被捕学生从速释放,嗣后幸勿再肆压迫”,并向北平学生表示“本省教职员学生誓为后盾”。全省各地中等以上学校也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发表宣言,张贴标语,组织宣传,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带回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通过各种渠道在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中进行宣传。此后,由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等救亡团体相继成立。陕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1936年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张学良许诺“一个星期之内用事实答复”学生,三天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爆发。中共陕西组织积极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开展轰轰烈烈地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7月12日和14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战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人民的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工农商学及妇女等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侵略宣传周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募集钢丝麻袋运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陕西妇女慰劳会成立仅两个多月,就为前线募制棉被10万条,募得1200多元以慰问伤员。1937年10月,山西战场的数千名伤员运抵西安火车站,西安学联和民先队发动全市学生连夜抬运安置,为伤员喂饭、喂水、换药、擦洗伤口、换洗缝补衣服。11月,西安同仁医院、广仁医院、培华中学的14名青年医生、护士和学生,组成全国第一个自愿奔赴前线的救护队——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在同仁医院院长罗锦文带领下开赴晋西北抗战前线进行战场救护。罗锦文任八路军120师野战医院外科主任期间积劳成疾,于1939年10月以身殉职,年仅25岁。
1938年初,日军进逼潼关,西北危机。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号召青年学生武装起来参加战争和军队。由成仿吾作词、吕骥谱曲的《保卫陕西之歌》,迅速唱遍全省,无数热血青年唱着这首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西安民先队相继动员了300多名队员到前线参战,组织近百名队员投考国民党在武汉举办的战干团和空军学校,还在西安城南宋家花园举行了四五千人参加的军事演习。西安各救亡团体发动了十多个战时工作团到临近战区的沿河各县,进行战时动员和组织工作,联合组织前线慰劳队到黄河沿线的国民党驻军中慰劳并做宣传鼓动工作。到1938年春,中共陕西组织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已有15个,人数近4万。
二、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动员一切力量共赴国难
陕西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的地方,陕西党组织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忠实实践者。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陕西组织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加大对杜斌丞、杨虎城、张学良等民主进步人士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全力推动十七路军、东北军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陕西省委1937年5月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党代表会议,提出党组织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和抗战而斗争。7月10日,省委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号召西北各界同胞团结起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要求国民党当局给人民以参加救国与抗战的自由。中共陕西省委设立统战部,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省的抗战力量,激发各阶层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八路军成立驻西安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国共双方军队互派代表到对方学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新局面在陕西兴起。
1938年春,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后,中共陕西组织立即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同时对国民党打击、限制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坚决进行抵制与斗争。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国民党的行政、教育、军事、党务系统中,担任县长、县三青团干事长、校长、科长等职务。陕西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也表示与中共精诚合作,共赴国难。合阳县县长苏资琛与中共组织合作,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平民县县长续剑组织42名青年编成平民县渡河杀敌游击队,并亲自率队东渡黄河与敌作战47天,配合军队收复永济全境。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平民县游击队题词“忠勇可风”。
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陕西党组织加强了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前,中共在十七路军中建立的秘密党组织包括师的军委3个、团的军委3个、营的军委3个、特支2个、总支1个、支部50多个。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被缩变为三十八军,中共陕西省委在该军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这支部队的大批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成为共产党员,一些高级军官如张汉民、赵寿山等也加入了共产党,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宋绮云都是共产党员,杨虎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孙蔚如、李兴中等原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后来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共组织的统战工作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原十七路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劲旅。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对国统区党组织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就是根据陕西党组织的统战工作经验概括出来的,对整个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积极参军,坚持生产,支援抗战前线
前方打胜仗,后方支前忙。全面抗战时期,陕西以937万人口、3692万余亩耕地,从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支援前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全民抗战的总形势下,陕西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兵员。在8年全面抗战中,陕甘宁边区有3万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被称为“八路军的出生地”。 延安市、延安县前后参军的青年人数占到总人口的10%。边区村、乡、县各级还建立了抗日民众自卫军,到1938年底自卫军人数达22.4万人,成为陕甘边区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此外,边区民众支前154万人次。
另据国民党陕西军管区统计,全面抗战期间,陕西历年征兵额为:1937年自10月开始起征兵为50108 名,1938年112372名,1939年182025名,1940年183276名,1941年154285名,1942年156904名,1943年92864名,1944年138264名;1945年初至9月3日为86119名。以上总计1156127名为实征兵员,连同志愿兵等兵员在内,共训练壮丁约在160万以上。以当时陕西人口计,几乎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这些兵员主要分布在由陕西子弟兵组成的孙蔚如部第四集团军(原十七路军)、高桂滋部第十七军、高双成部第二十二军、武士敏部第九十八军。1942年至1945年直接送往中国远征军的陕西兵员数为63589人,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朽功勋。此外据统计,陕西1937年7月至1943年4月,征雇军用民夫931596名;1939年12月至1941年11月两年间,共征用筑路民工731580名。
陕西还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陕甘宁边区共缴纳救国公粮100多万石,组织150万匹牲畜运送抗战物资,做军鞋20多万双。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年的9万担,1941年的20万担,1942年的16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 “仅有150万人的边区,却养活了10万公家人”,这是陕甘宁边区对支持持久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
陕西国统区驻扎着胡宗南的四五十万军队和四五万军事学校学生,其军粮均取自于陕西。陕西年均负担军粮256万石,山西阎锡山的部队每年也要向陕西采购军粮10余万石。1937年7月至1940年6月,全省即征拨军粮高达1804.19万斤。当时,陕西纳粮数及人均负担均超过全国其他省。1941年至1945年,陕西每年纳粮分别占全国总数的6.6%、7.3%、7.4%、8.7%、8.5%。全国纳粮各省平均每人负担不过0.574石,而陕西省每人竟达1.564石。以粮食产量与捐纳赋粮的比例计算,1944年后方15省粮食产量中捐纳田赋3.855%,而陕西高达10.07%。
陕西工商业界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坚持生产,保障军需民用,支援抗战前线。全面抗战爆发后,从上海迁到宝鸡的荣氏企业申新纺织四厂经两年多的努力恢复生产,奠定了宝鸡的工业基础。为防止日机轰炸,申新纺织厂经理李国伟带领职工在宝鸡斗鸡台地区的长乐塬山脚下动工开挖窑洞24孔,总长1800米,容积达到15500多立方米,于1941年全部建成窑洞工厂,一时被称为“创举”。该厂每年生产棉纱1.12万至1.68万件,棉布12万至16万匹。这些白布直接送到附近的印染厂漂染,然后由专门设立的被服厂制成军装运往抗战前线。著名实业家韩威西、薛道五、窦阴三、吴子实等人于1937年创办的西北化学制药厂,能生产注射剂80多种、片剂30多种、中草药粉剂30多种、医疗器械数十种,仅药棉等每月可产3万多磅。工厂最发达时,药品有500余种。该厂附设的西北高级药科职业学校,先后为抗战培训医药专业人员100余名。1937年至1943年间,陕西征用各项军事材料折价法币373586207元,“一元献飞机”512万元,公务员飞机捐137364元,劳军慰劳金2279974元,募集线袜71032双,棉背心44万件。陕西军民把各种战时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和西南、西北大后方,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持久抗战。
四、坚守黄河防线,开展反空袭斗争
1938年3月,日军侵入山西后逼近潼关,企图侵占陕西,进而占领西北、西南地区,达到其侵占全中国的目的。陕西不仅成为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北、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连接西北、西南大后方的重要枢纽。无论是晋陕交界的千里黄河防线,还是豫陕交界的潼关要隘,都处于日军的严重威胁之下,不时遭到日军的袭击。但是在整个抗战时期,除府谷县城曾陷落几个小时外,陕西未被日军侵占过。究其原因,一是建立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军队密切合作坚守千里黄河防线,有效地保卫了陕西的安全;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南太平洋作战中接连失利,极大地削弱了在中国战场的作战能力,太平洋战争战局的牵制致使日军侵占陕西进而夺取四川的图谋化为泡影。
八路军在黄河两岸的英勇抗战,是阻止日军侵占陕西的重要力量。位于黄河西岸的陕西黄河防线,府谷至宜川段由陕甘宁边区防守。1937年8月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由肖劲光率八路军一部分兵力组成留守兵团留守陕甘宁边区,固守黄河河防。为了加强保卫河防的武装力量,陕甘宁边区成立由肖劲光兼司令员的河防司令部,构筑了土木结构的河防工事,特别加强了各主要渡口的阵地。1939年8月,中央军委调八路军120师359旅返回陕甘宁边区,进一步加强边区保卫河防的战斗力量。从1938年初至1942年4月,八路军河防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依托黄河天险和工事,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8次, 挫败了日军对黄河河防的屡次进犯,使陕甘宁边区河防更加坚固。陕甘宁边区河防战斗的主要经验有两条。一是“半渡而击”,待日军进入我火力网后,或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二是“主动出击”,选择有利时机,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有效防御,对保卫陕西发挥了重要作用。山西战事吃紧之时,蒋介石曾于1937年10月3日致电蒋鼎文,命其从速派兵在韩城至潼关一线构筑强固工事,并尽快铺设韩城至潼关或大荔之公路与通信网,以加强守备。太原陷落后,国民党军委会在武汉开会检讨全盘战略,设立蒋鼎文为主任的西安行营,辖13个步兵师、4个步兵旅、3个骑兵师,负责神府、宜(川)韩(城)、潼关地区的河防。1938年11月,国民党为适应抗日战场变化,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调整并增设了部分战区。其中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辖山西及陕西榆林地区,战斗正面沿黄河东岸偏关至风陵渡;蒋鼎文的第十战区辖陕西,战斗正面沿黄河西岸宜川至潼关。这两个战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固守黄河天险,确保陕西。1941年5月,日军集结6个师团、2个旅团的兵力,从东、北、西三面大举围攻中条山。国民党为确保晋南、屏障豫陕,以7个军配置于中条山与日军会战,总参谋长何应钦坐阵洛阳亲自指挥。日军虽最终占领中条山,封锁了晋南黄河沿岸各渡口,但由于损耗过大已无力再过黄河。
保卫黄河防线,保卫陕西,保卫大西北,是当时陕西军民的重要任务,三秦子弟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军的西进锋芒。中条山位于晋南,横亘黄河北岸,东西蜿蜒300余里,是陕西关中和河南西部的重要屏障。1938年7月至1940年10月,陕军孙蔚如部坚守中条山,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先后粉碎日军“扫荡”1l次,牵制日军3个师团,毙伤日军2万余人,有力地保障了西安和关中的安全,是保卫河防、保卫大西北的一支重要力量,被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当日寇攻势正猛、甚嚣尘上之时,孙蔚如部坚守中条山,以劣势装备和兵力勇抗强敌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是孙部原系爱国将领杨虎城亲自创建的十七路军,抗日情绪高昂,深得人民群众支持;二是孙部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共产党员在作战中冲杀在前,官兵深受鼓舞;三是有八路军的配合,孙部还学会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运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打击敌人;四是中条山系陕西东部屏障,坚守中条山关系到家乡的安全,孙部这支陕西子弟军队保家卫国心切,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在《第四集团军抗日战争概略》中追述“战中本军伤亡二万,而敌更过之。”仅扶风、千阳两县被孙部征调的军用民夫,就在中条山阵亡150余人。
陕军高桂滋部、高双成部也英勇抗击日寇,为保卫河防、保卫大西北做出了很大贡献。自1939年3月下旬起,高桂滋部第17军奉命担任中条山防务,1941年7月在坚守中条山战斗中伤亡惨重,1943年10月调防宁夏固原。17军自抗战开始连续作战6年,参加大小战役100多次,排以上干部牺牲受伤者200多人,原来的老兵损失贻尽。高双成第22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大力支持下,扼守绥远伊克昭盟和陕北神木、府谷河防,与进犯的日军及蒙奸德王和伪蒙军李守信、王英部作战,参加大小战斗近百次,粉碎了日军控制伊盟进而攻占大西北的企图,有效地保卫了神府黄河防线。原陕军主力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抗战初期改变为第九十八军,武士敏任军长,与敌周旋于晋南、太行、太岳和中条山区 。中条山之役,九十八军减员三分之二。1941年9月,日军两个师团围攻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殉国,全军伤亡万余人近于覆灭。
陕西军民还积极开展反日军空袭的斗争。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10月26日,日军空袭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致死致伤398人,损失合计边洋282126万元,延安城基本上被炸成废墟。从1937年11月7日至1945年1月4日,日军空袭轰炸陕西国统区567次,出动飞机3789架次,投弹13610枚,致死致伤10073人,毁房43825间。日军空袭轰炸范围遍及全省55个市县,西安、宝鸡、潼关、安康、武功、南郑是其轰炸重点。日军飞机轰炸之处,火光冲天,血肉横飞,房倒屋塌,给陕西人民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为了保卫家乡坚持抗战,陕西军民积极开展反空袭斗争,力争减少轰炸损失。陕甘宁边区成立延安防空司令部,对防空纪律做了严格规定,紧张有序地组织群众疏散。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也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统一进行全省的防空指挥和消防、救护等工作,在西安等地配备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对付日机的低空轰炸。
(全国党史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报论文 作者 袁武振 西安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教授 梁月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