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彦宜：论全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中枢地位

内容提要：全国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执政的、最为稳定的、最先进、最民主、最革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大本营、战略总后方和抗战人才的大熔炉。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母体。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然后才在其他根据地推行。延安精神在陕甘宁边区孕育，延安整风在陕甘宁边区首先实施。陕甘宁边区提供了抗战胜利动力源泉和思想基础。陕甘宁边区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全国抗战的中枢。陕甘宁边区在全国抗战时期的中枢地位，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承认其合法存在的、地位最为稳固、政策最为连贯和完善、最具有示范作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全面实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地区。陕甘宁边区以其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实验区，处于首席的模范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成为全国抗战时期的中枢。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创造性的实践和令人瞩目的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抗战的核心，是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一、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战的稳固后方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首席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承认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直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相当于省级的特殊的行政建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四项保证”中有一项是把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行政会议通过决议，确认陕甘宁边区为行政院直属区。国民政府决定将陕西肤施(今延安市宝塔区)、甘泉、鄜县(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今子长)、保安(今子丹)、靖边、定边、淳化、栒邑(今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及宁夏的盐池、豫旺等26个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重新确定了边区行政区划，实行边区、县(市)、区、乡四级行政建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管辖区域有局部变化。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不履行已达成的协议，不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并调遣部队，构筑三道封锁线，重重包围边区，又先后侵占了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和豫旺6座县城及村镇数千处。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回师陕甘宁边区后，对国民党的强盗行径进行了遏制。到1941年11月，边区辖29个县市，266个区，1549个乡。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边区辖延属、绥德、关中、陇东、三边5个分区，30个县，1个市，一个垦区，区域面积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说来，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这个区域里的一切重要设施，对于其他根据地有一种先导模范的作用，要为其它根据地效法。”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边区各级政府在构成上推行“三三制”原则，边区政府大力开展经济建设，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变工互助，发展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部队基本实现了生产自给。工业从无到有，建立大小工厂120多个，日用品实现自给和半自给。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战场的作战，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贫穷、闭塞、落后的边区建设成了举世称誉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在政治上最为先进的区域。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放手屐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逐渐成为抗日主战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指挥分散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十六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日军，阻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使侵华日军陷入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陕甘宁边区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陕甘宁边区辖区位于黄土高原中北部，横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包括陕西北部、甘肃陇东和宁夏东南部。北起长城从陕西府谷跨越安边、靖边、定边到宁夏盐池和鄂尔多斯沙漠相连;南迄陕西宜川、富县、淳化和旬邑，伸展到渭北台原地带;西至宁夏豫旺、固原，紧接甘宁高原和六盘山麓;东到陕西黄河沿岸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与山西相望。以陕西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惟一保存的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绾毂华北与西北的战略支点”，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它是中共领导敌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敌后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处于一种领神的地位”，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防，在军事上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临山西，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成为坚持华北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因此，陕甘宁边区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1938年3月，日军占领太原后继续西犯，先后侵占了黄河东岸临汾、离石、柳林、中阳、石楼、碛口一线河东防线，边区北自神木、府谷，南至宜川的千里防线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1938年4月，占领内蒙的日军和伪蒙军李守信部从伊克昭盟长驱直入猛攻东胜，企图向神府进攻。日军的不时侵扰，使边区时时处于日军的直接进攻的威胁之下。抗战期间，日军先后78次大规模地进攻八路军河防阵地。1938年3月至1943年12月间，日军对吴堡县宋家川、旧城、冯家岔、李家沟、佳县之螅蜊峪、城内、大会坪、大头峪，绥德县县城和石岔，清涧县城及延长、延川、固临、神木、府谷沿河村镇的轰炸和炮击达65次以上。仅吴堡、佳县、绥德、清涧四个县民众被炸死者就达182人，炸伤542人。日军还出动飞机393架次，25次轰炸边区首府延安，炸死居民528人，炸伤767人，炸毁公房2570间，民房7940间，炸死牲畜974头。始建于北宋的延安古城垣多半被炸，损失更是难以估计。面对日军的野蛮进攻和狂轰滥炸，陕甘宁边区军民不为所惧，阻止了侵略者长驱直入占领中国大后方的企图。

　　二、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战的策源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陕甘宁边区制定和形成。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前夕，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在中国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在1935年12月6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抗日救亡的高潮在全国迅速兴起。此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愿意也无能力领导人民的抗日力量，仍然站在人民抗战力量的对立面。把各种抗战力量汇聚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的历史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安定县瓦窑堡城内田家院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全国手政治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制定新时期的战略和策略。瓦窑堡会议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了敌对行动，到1936年冬，“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基本形成，对国内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在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绩。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哭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介石断然拒绝。12月9日，西安一万多爱国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要求抗日。蒋介石闻讯要求张学良严厉镇压。张学良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动，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三天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囚禁了陈诚等十余名国民政府要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肯定事变的革命性和积极性。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达西安，弄清事变的基本情况。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作出了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六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25日，张学良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策略在陕甘宁边区确立。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点，全国抗战由此开始。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指导思想上也存在深刻分歧，国民党主张坚持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动员全国人民参加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人民族抗战，在陕北的红军高级将领也联名向蒋介石发出了要求抗战的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全民族抗战路线。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分析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日军以夺取华北为主的用兵方向，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全国总动员，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红军在国内内革命战争中已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会议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目的，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区发展。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张闻天强调，只有共产党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得保障。朱德指出，持久战首先是发动华北的一亿多人民，这是游击战争的基础。任弼时谈到红军要发挥山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特长。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8月25日，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际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主张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是抵制蒋介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消极方面的基本指针。会议确定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同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洛川会议高举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红军改编的命令从陕甘宁边区发出。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开始谈判对红军的改编问题。中共代表提出了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编4个军、12个师、36个旅、100多个团。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认为红军只能编2个师、8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经过中共方面的一再让步，1937年3月8日，谈判终于达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三个师，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的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计6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45000人。在3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限“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令红军将领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集中，研究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重大问题作了严密细致的部署。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提出红军立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准备挺进华北抗日前线。7月22日，在泾阳县云阳镇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作了《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的工作》的报告，说明红军改编的意义是为了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指出改编的中心问题，是保障共产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并保留红军固有的特色。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红军总政治部分别作出决定，强调红军改编后必须坚持共产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为改编工作指明了方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了早日出师抗日，认真学习政治、时事，掀起练兵热潮。8月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富平、泾阳地区，进行改编和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8月22日，在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15000人。同日，第一一五师由陕西三原地区誓师东征。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以原来的三个方面军为基础改编成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任师长。当日，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并宣告部队已整编完毕，即将东渡黄河，开赴抗战最前线。在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过程中，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达成协议，将留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大批力量，结束了日军在正面战场大规模推进的局面，对促进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起了重大作用。

　　三、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兴圣地

　　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引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承担把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的历史重任，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使中共在新形势下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正确政治路线的确立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逐渐占据了领导地位。在全国抗战前夕的1937年5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新形势下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全民放抗战，迎接全国抗战阶段到来的行动纲领。七七事变后，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战热潮，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基本形成。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正式确立了红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太原失陷后，华北国民党正面战场迅速崩溃。11月8日、9日，毛泽东连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指出游击战争阶段开始，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并指导八路军总部制定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要义”的部署纲领。之后又指挥八路军各部队按照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以山西为中心深入敌后，将正规军变为游击军，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等4块抗日根据地。随着日军作战重心的南移，华北后方战略空隙加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时指挥八路军开赴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同时，指挥新四军各部队迅速完成了整训，随即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华北、华中、华南人民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拥有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7块根据地。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深入基层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使敌军受到了严重威胁，迫使敌人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投入到这个战场。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依据，明确提出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相持阶段将是整个战争形势转变的枢纽，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惟一出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是指导全民族抗战的伟大纲领，对全国上下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1939年底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深刻阐明了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然后到达社会主义，才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是夺取抗战和民主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陕甘宁边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抗日战争的到来，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地位。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此后，各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数量已从全国抗战开始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余万人。新党员受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的任务势在必行。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彻底清算。党成为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的大党。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迫切要求党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保持党的广泛性、群众性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国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发表一系列指导全民族抗战和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形成了一系列涉及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重要文献，在理论上更加自信和成熟。陕甘宁边区的相对稳定的环境，则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吸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这次从1942年春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为根本任务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自上而下逐步展开，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全党干部普遍整风学习两个层次进行。整风的主要和重点对象是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研究党的历史是高级干部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解决了高级干部思想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的思路是重视思想教育，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通过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手段，分清路线是非问题，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奠定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思想政治基础。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和领袖地位的同时，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人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基本形成。延安整风运动，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举。通过整风，形成了党内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统一，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延安整风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整风运动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在各方面顺利贯彻，从而使党能克服抗日战争时期的严重困难，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经过整风运动，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出现了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陕甘宁边区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精神。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高扬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系统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了动员和依靠全国人民，发动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持久战战略和抗日战争理论，创立了指导人民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引导中国全民族走向胜利的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开辟和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展开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和人民族的中流砥柱。在领导全民族走向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严酷的军事斗争和严重的生存压力，中国共产党坚定信念，顽强克服了一切困难，把以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建成了全国最先进、最民主、最革命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一个全国性的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成为全国人民的坚强核心。在全民稀抗战的波澜状阔的历史中，在中国人民抗战的指挥中心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灵魂，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本质，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标志的伟大的延安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要求，而且在深入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以之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在研究中国革命实际，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把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当作衡量自己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为克服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弱小力量战胜强大之敌，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勇往直前。延安精神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是共产党人的根，是中华民族的魂。

　　四、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建国的典范

　　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最适合抗战的民主制度。根据所面临的民族战争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加快了调整政策的步伐，1937年2月下旬，开始在苏区内部实施由工农民主制度向抗日民主制度的转变。1937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开会，设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4个专门委员会，讨论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问题。5月，西北办事处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将普遍的选举制，议行合一的参议会制和权力机关的三三制三个方面作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5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代表会议，规定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要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修正限于阶级对象的民主，扩大民主的范围。为能聚集一切力量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地作出了放弃带有强烈阶级性的苏维埃模式，实现普遍的公民权。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列入了无阶级区别的条款，采取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选民直接选举从市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员，各级参议员再选出同级政府。这种使选举的民主性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民主制度，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了全国最民主、最自由的区域，成为全国抗战与民主的模范区域，尽而影响了国民政府及旧式军队的改造，建成了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

　　陕甘宁边区创造了民主政治的蓝本。“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创造为全国民主模范区。陕甘宁边区政权由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三部分组成，分边区、县、乡三级，在边区和县之间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和乡之间设置区公署。边区各级政权机关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为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各敌后根据地的战略后方和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了普遍的民主选举运动。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选举首先从乡级开始。8、9、10三个月完成了区、县级政府的选举，11月底开始了边区政府的选举。经过半年多的民主选举，自乡至边区的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胜利产生。1940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原则。此后，为取得执行“三三制”的经验，陕甘宁边区在绥德、陇东两个分区先后试行“三三制”，1940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在全边区贯彻“三三制”政策，实行第二次普选。1941年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章程》，同时成立了边区选举委员会，3月边区各乡(市)参议员的选举陆续开始。7月，有全边区31个县80%选民参加的乡(市)参议员选举结束，共选出了29460名乡(市)参议员。之后，县、边区的选举依次开始。在选举边区参议会的过程中，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边区人民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竞选纲领，纲领的基本精神是“团结、抗战、救中国”，明确规定了“三三制”的政权组建原则。6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三三制”不仅实行于参议会中，而且实行于政府中。“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实行“三三制”，使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得到了来自各阶层人士的拥护，也为中国其他地区树立了建设民主政治的良好榜样。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使抗日战争成为全面的民族抗战，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25日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把边区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担负起敌后抗日根据地总后方及坚持持久抗战的伟大战略任务，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并颁布了涉及边区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比较完善和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法规体系。抗战爆发后，为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日，中共调整了土地政策，停止实行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面贯彻实施减租减息，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10月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指出“在一切未经分配土地的区域，减租应当成为今年秋季的中心工作。党应抓住减租之彻底实行，去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实行减租中，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掌握统一战线政策。一方面保证地主能按法令减租，一方面又保证农民在减租后按照法定额交租，以调节农村各阶层关系，并团结他们共同支持抗战。为达到这点，党必须反对过于迁就地主而使减租不能贯彻的右的倾向(这在目前是主要的)，但完全迁就农民而使交租不能贯彻的左的倾向，也是不对的，应当防止。”12月，边区政府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对各种不同的租佃形式规定了不同的减租率，规定各地仍可维持已颁布的减租率，并规定减租率不得低于二五。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关于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规定，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彻底实行减租减息铺平了道路。从l943年开始，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斗争进入到普遍的群众运动阶段。9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登记试行办法》及《陕甘宁边区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总结了一年多的减租减息工作，发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10月10日，西北中央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彻底实行减租斗争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在未实行减租或减租不彻底的地方，党应加强发动、组织、领导农民群众的减租运动。此后，边区的减租斗争又形成新的高潮，各地党政组织广泛发动农民，召开租户会议，成立农会、减租会、租户会、减租保地会等群众组织，团结农民推动减租减息运动全面开展。1943年秋，减租减息斗争有了显著进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地区都实行了清算旧账，退免陈租，减租减息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指引下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活动更加深入的开展，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地租负担减轻，生产的积极有了很大提高，广大农民参战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农民逐渐摆脱了贫困，上升为中农或富农，改变了农村的经济格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军队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根据地财政经济日益困难。为坚持持久抗战，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开始倡导生产自救，从事种菜、养猪、烧炭等生产活动，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战士生活。l941年，由于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粮食、油盐、被服、药品、经费都很缺乏。中共中央认为，克服困难，必须从敌后解放区所处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环境出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1940年12月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1941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进南泥湾垦荒。到1941年底，全旅开荒1.12万亩，收细粮1200石，达到粮食自给一个月，经费自给78.5%。l942年，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石，达到粮食自给三个月，经费自给达到92.2%。1943年达到了粮食全部自给，经费自给。到l944年，全旅不仅实现吃用全部自给，而且达到“耕一余一”，每年向人民政府交纳公粮一万石。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也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各级领导人以身作则的动人事迹，鼓舞了广大军民。边区的机关、工厂、学校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所获得的收益，解决了他们所需经费的大部分。由于军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群众的公粮负担逐年减少。1941年边区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85%，1942年降为11.14%，1943年再降为10.16%。在机关、部队、学校大生产运动的感召下，人民群众的大生产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边区军民的大生产带来了丰裕的物质，耕地面积扩大为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184万石;全边区劳力33万，参加集体劳动者占1/4;改造二流子4500个人;安置移民8000户。部队开荒21万亩，约占群众的1/3。植棉面积为三年前的10倍，产棉花173万斤;产盐60万驮;合作社255处;公营工厂百余家，各种用品基本自给;纺织妇女达13.76万人，1月至9月产布15840大匹，比1940年增长近5倍，棉布自给率达73%。党政军民学开支总数中64%由自己生产解决。 1944年，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细粮10万石，全边区增产细粮20余万石，连同过去的结余，边区积存粮食70万石以上，实现了“耕三余一”的目标;植棉30万亩，收棉花300万斤，可织布150万匹。陕甘宁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在1941年至1942年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的工业有了较大发展，边区所属各单位及民间个体先后建立了纺织、被服、制鞋、木工、造纸、榨油等工厂。1943年，陕甘宁边区工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化学工业方面，已有肥皂厂、陶瓷厂、石油厂、火柴厂、制药厂、皮革厂、被服厂等，并能炼铁、炼油，制造硝酸、盐酸、硫酸、玻璃、陶瓷等。三年间，边区工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先后建立起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石油、化工、机器制造和兵工等大小工厂120多个，职工达1.2万人。日用工业品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边区部队基本实现了生产自给，创造了“当兵不脱产”的中外奇迹。

　　大生产运动中，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也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蓬勃兴起。陕甘宁边区农民实行集体劳动互助的组织主要是变工队和扎工队。大生产运动以前，农民的生产互助合作社，一般还处于自发状态。大生产运动开展以后，发展到有组织的自觉状态。1942年，延安为了完成八万亩的开荒任务，利用民间的互助形式，组织了487个扎工队，另外还吸收了4939个好劳动力，参加集体生产。这次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的1/3以上，在20天中，开荒46442亩，完成开荒任务的58%，初次显示了互助合作、集体生产的优越性。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于是，在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根据地掀起了一个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大生产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组织在各种互助组中的劳动力，占全边区劳动力总数的24%，比过去增加了四五倍以至20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边区政府还发放贷款，提倡精耕细作，采取改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实行奖励政策等。特别是为了保证粮食和棉花产量不断增长，边区党和政府提倡扩大种植面积，实行奖励开荒的办法。除粮食外，政府还作出了一些规定，如种植棉花者三年不交公粮;试种者全免公粮，如有损失，政府负责赔偿一半;奖励优秀棉农等。同时，鼓励兴修水利，颁布了“由旱地变水地的增产部分三年免交公粮”等政策。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使边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在加强边区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征对边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动荡、混乱、愚昧、落后的状况，着力抓边区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重组和改造，铲除了匪患和毒品两大为祸边区社会的毒瘤，扫除封建迷信和包办买卖婚姻、妇女缠足等陋习，对神汉、牙婆等有毒、赌、偷、骗恶习的“二流子”进行了改造，对进入边区的移难民进行了救治和安置，通过倡导互助合作，开展社会优抚活动，制定和严格依法处理民间纠纷等建立了边区民众间的新型社会关系。边区还通过大力开办教育，新秧歌运动等，提高了民智，改变了边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

　　五、陕甘宁边区是抗战人才的熔炉

　　陕甘宁边区是各级干部的教育基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从中央到地方各条战线上保存下来的干部仅有2万余名，数量严重不足并且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本领缺泛，不能提供千百万合格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承担来领导全民族抗战，这种“干部恐慌”现状亟需解决。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培养和提高干部的素质，更是成为了决定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和人民抗战的指挥中心，居于相对安静的和平环境，有从事学习研究的良好条件，责无旁贷地担负了领导全国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秀干部的培养，承担起了中共各级干部教育基地的使命。抗战之初，党就明确要求抗日根据地大力举办干部学校，指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争任务。”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涵盖各级各类干部，从高等小学至专科以上学校类别，既包括专门的较长时期的干部教育，又包括短期的干部训练班和中等学校所设的干部班，以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干部教育和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互为补充的成熟的干部教育体系。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40余所各类干部学校，其中由中共中央领导的高等干部学校达17所，有学生数千万人。正规的高等学府和短期的训练班，党校、军政学校和工青妇各类学校，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类的专门学校和医药卫生、农业纺织类的专业学校，培养了几十万革命干部和专门人才，在抗战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日军加紧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围剿”，抗战进入最艰苦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从各根据地抽调大批高中级干部到延安集中学习，为战略反攻和抗战的胜利准备了最好的干部队伍。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了党的国防教育的政策。1939年1月召开的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提出了国防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要普及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材，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从1939年3月起，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条令，明确规定了干部教育的方向和具体内容，要求工农干部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和一定的文化知识，知识分子则要学习革命理论并参加一定的革命实践。为了领导干部教育的系统实施，中央还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及干部教育委员会，各系统和机关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干部学习的一定制度并规定了干部学习的内容，以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为基本形式，通过干部学校附设短训班培训专业人员和单独创设专业班培训专业人员，除选送干部到中央直属的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外，还主要选送干部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党校、边区农业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医药学校、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及毛纺织学校、畜牧学校学习。抗战期间，中央抽调了其他抗日根据地有4万余干部在陕甘宁边区种类学校学习培训。陕甘宁边区储备了大量的优秀干部队伍，抗战胜利后，中央一次就从陕甘宁边区派出了2万多名干部到东北开辟工作。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对其他解放区的教育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的军事人才摇篮。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面对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实际，作出了“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坚持毛泽东为抗大规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抗大的学制时间约六至八个月，学员主要来自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考验的红军老干部、老战士，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或战士，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1938年是抗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纷纷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所以抗大采取大量吸收、大量培养的方针，对革命青年来者不拒。本期先后招收学员共5562人，分为8个大队，43个队。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907人，编为7个队。男知识青年4001人，编为31个队，女知识青年654人，编为5个队。全校知识青年学员共计4655人，占在校学员总数的83%。这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入学时，共产党员只有530名，仅占1%。毕业时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增加到3304名，约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1%。1939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抗大”开始创办分校，挺进敌后办学。1938年12月20日，抗大第五、六大队由何长工等率领，开赴晋东南建立抗大第一分校。同时抗大第七大队和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的部分师生，在陈伯钧等的率领下，开赴晋察冀建立抗大第二分校。抗大总校留下部分教职员工和学员，在延安成立抗大第三分校。从1936年6月创建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9年间，抗大经历了延安办学阶段、华北敌后办学阶段和重返陕甘宁边区办学阶段，辗转陕北、山西、河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办 8期，还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华北、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4所分校。抗大的校歌，从黄土高原，飞上太行之巅;抗大的旗帜，从黄河之滨，飘到了江淮两岸。总校连同14所分校9年间共培养训练了20余万名德才兼备、能征善战的军事、政治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建设人才的学校。全国抗战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大批革命的知识青年为寻求革命真理和民族解放事业，冲破重重封锁，纷纷来到了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仅1938年5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为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和各种建设人才，毛泽东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同时还强调：“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移过来，稳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在大量吸纳知识分子的同时，还突出强调要对进行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从根本解决他们的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扩大和新办了各类新型的中等和高等学校。同时，边区的师范学校、各类专业学校和一些地方的中学、初完小亦承担干部教育的任务。作为全国抗战时期最主要的干部教育基地，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青年、妇女、民族干部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在边区首府延安城里城外的一处处山坡上、一孔孔窑洞里诞生了。1935年底，中央党校在瓦窑堡恢复建立，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进入了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成为了负责“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对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马列学院是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参加党的七大的约八九百名代表曾作为学员在马列学院专门学习。陕北公学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国防教育、培养地方抗战干部的革命学校。从1937年8月成立到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历时4年，培养了抗日干部7000余名。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从1938年4月在延安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往东北的七年半时间里，培养学生685名。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极富影响力，鼓舞了亿万人民斗志的文艺作品在鲁艺诞生。延安自然科学院从1939年至1945年培养科技干部590多名。中国女子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妇女干部的女子大学，从1939年到1941年培训了2090多名妇女干部。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了近2000多名医卫干部。延安民族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民族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培养了数千百名少数民族干部。安吴堡青训班1937年10月到1940年4月共办14期，培训12000余人。延安大学从1941年创办到抗战胜利，培养了数千名干部。

　　(全国党史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报论文   作者 汤彦宜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