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陕西简明历史 第一编 第四章

　　第四章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西境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域，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解放区，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区。以自卫反击战争保卫解放区和以解放战争解放国统区，是这一时期党和人民在陕西的中心任务。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陕西党组织和人民配合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4年多的浴血奋战，胜利地完成了这两大任务。至1950年1月镇坪县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陕西取得全面胜利。

　　一、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一)解放战争时期的陕西党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各级组织，是随着战争形势发展需要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所辖的陕北解放区，有完整的各级党的组织。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前，陕北解放区的党组织有绥德、三边、延属、关中等4个地委和黄龙、榆横等2个特委，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

　　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执行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共党的组织绝大部分处于“休眠”状态。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制造内战侵扰陕甘宁边区南部，中共西北中央局从中共关中地委抽调部分干部，于1946年1月组建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汪锋、赵伯平，负责领导恢复、发展关中和陕南国统区中共组织，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和武装斗争，机关驻关中分区马栏镇。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2月19日，陕西省工委驻地马栏失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中共西北中央局于3月7日决定，中共陕西省工委与关中地委合并，成立新的关中地委。关中地委设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委员会，地委副书记赵伯平兼国统区工委书记，专做国统区工作。陕西省工委原来所辖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均由关中地委领导。到1947年10月，关中和陕南国统区的党员人数发展到3700多名，比一年前增加了近一倍。其中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和其地方武装部队中并与党组织有联系的党员干部有82名，掌握了大批国民党的人、枪。在县级以上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普遍建立了人民武装组织，主要有陕南游击队、西府游击支队、富同游击队、西北民主联军第六总队、渭北游击总队、人民解放军西府总队等。这些地方人民武装在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争和解放国统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大力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成功地策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较大的有旬邑起义、白水起义、朝邑起义等，这些起义加快了陕西地方解放的进程。组织人民支援前线是地方党组织的主要工作。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方针下，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担负了搜集敌人情报、担任向导、救护伤员、看押俘虏、运送粮草弹药等各种战勤工作，有力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力图避免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不懈努力。但是，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协议，悍然于1946年6月26日围攻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中原解放军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在中共中原中央局的领导下，进行分路突围。

　　中原解放军的北路突围部队共约1.5万人，由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原中央局代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等率领，向豫陕边突围，7月17日进入陕南。当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中指出：“(1)我党游击武装巩德芳部活动于西荆公路南北地区。其第一大队在洛南、龙驹寨、卢氏间，其第二大队在商县、山阳、龙驹寨间，其第三大队在郧西、竹林关、山阳、漫川关间，共计200多人;巩及各队长均党员，多来陕北受过训。(2)你们应和巩部联络，给以干部与武装之帮助。(3)你们应考虑依靠巩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十余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7月22日，中共中央再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通报陕南游击队分布情况，并指出陕南在联系陕北与中原区，配合华北斗争上以及对于中原解放军在鄂、豫、川、陕、甘创造根据地都很重要，望给陕南游击队以武装、干部诸方面的帮助，使陕南地方斗争很快地发展起来，创造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7月23日，中原局在商南县白鲁础召开会议，讨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和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等出席。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散为7支，在镇安、郧西、商南、山阳等地创建豫鄂陕根据地。7月29日，李先念在寺坪花园岭油房村会见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政治委员王力，8月2日又在留仙坪会见陕南游击队指挥巩德芳。

　　8月2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致电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提议成立豫鄂陕军区和区党委，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或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汪锋任军区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统一指挥第三五九旅、第十三旅、第四十五团及陕南游击队，在豫鄂陕边界发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8月3日，中原局发出《关于成立豫鄂陕第一、二、三军分区发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给各部队的指示》并报中央，决定王震部所在的安康、镇安、柞水为第一军分区，郭鹏任司令员，王恩茂任政治委员;商州、荆紫关、西峡口公路以北、以东，陇海铁路以南为第二军分区，巩德芳任司令员，黄林任政治委员;蓝田、荆紫关、西峡口公路以南，安康、镇安、柞水、临潼以东，襄河以北为第三军分区，方正平任司令员，张树才任政治委员。8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李先念、王震、任质斌、文建武，同意豫鄂陕边成立军区和区党委并划分为3个军分区的建议，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汪锋为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任质斌为区党委第二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周志坚为军区副司令员;区党委可待汪锋到达后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一切仍由李先念等负责。

　　8月22日，中共中原中央局作出《关于创造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按中央的指示在豫陕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豫陕边区根据地。以此来争取我们的生存，以此来保护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甚至整个华北、华东的斗争，以此来增强我党我军在西北的有利战略地位。”指示各分区要争取团结、依靠群众，迅速建立地方政权，大力培植地方武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多方解决部队给养，大力培养地方干部，争取迅速站稳脚跟，以备进行将来的斗争。鉴于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已经西进北上，8月28日，中共中央复电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同意李先念8月26日的提议，决定以汪锋为豫鄂陕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文建武为军区司令员，陈先瑞为副司令员，方正平为副政治委员，张树才为政治部主任，魏国运为参谋长，以上均为边区党委委员。9月18日，汪锋到达商洛。24日，汪锋在今丹凤县大峪乡封地沟主持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10月19日，中共中央任命汪锋兼豫鄂陕行政公署主任。

　　豫鄂陕根据地包括河南、湖北、陕西3省各一部，西起紫阳，东迄淅川，北抵陇海，南达当阳、始兴、镇平。全区总面积约76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下辖 5个分区，24个县，55个区。今陕西商洛市的商州区和商南、洛南、丹凤、山阳、镇安、柞水县，安康市的宁陕、旬阳县，西安市的长安区和蓝田县，其中心地带或边境地区是豫鄂陕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豫鄂陕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年时间，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它如一把锋利的钢刀刺向正准备进攻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的后背，造成了对敌战略要地西安的直接威胁，从而迟滞了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为陕甘宁边区军民准备自卫战争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豫鄂陕根据地牵制着国民党10万兵力，为解放军各主力部队寻找歼敌战机创造了有利条件。1947年7月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之后，根据地军民还继续支持斗争，这也从战略上配合了各路解放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并开展局部反攻的作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就对中原突围部队和豫鄂陕根据地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194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转中原军区全体同志，指出：“我中原军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

　　(三)陕西党组织配合中原局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共陕西省工委派出大批干部到陕东南地区，积极参加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

　　1946年夏，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共陕西省工委先后派出西北局民运科副科长刘庚、秋宏、陈效真等50多名干部，由延安、马栏两地出发，通过关中地下组织与群众的掩护前往商洛。这些干部历经千辛万苦，绝大部分安全到达了目的地，极少数干部被国民党逮捕，有的牺牲。刘庚、秋宏等人到商洛后，向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扩大武装力量、迎接中原解放军战略转移到豫鄂陕边的指示。7月25日，中共西北中央局致电李先念、任质斌转告商洛工委刘庚、巩德芳、王力、秋宏，指出中原部队转战一月，极度疲劳，你们应全力活动，使主力得到稍事休息机会，对筹集粮草、安置伤病员更应全力做好。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刘庚、巩德芳、王力领导陕南游击队为迎接中原突围部队做了各种准备，并派出部队四处接应。

　　在派出大批干部到商洛地区的同时，中共西北中央局指示关中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人民武装，积极配合中原部队和豫鄂陕军区部队进行反“清剿”斗争。遵照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工委先后在关中国统区领导成立了近20个县的工委组织和10余支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

　　策应第三五九旅突围回到延安。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于1946年8月2日攻占镇安县城和盖云寺镇，15日到达洋县华阳镇。王震在此致电中共中央，请示三五九旅的行动方向。8月20日，中央军委复电王震，指出若能在陇南文县、武都、成县、康县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发展西北、配合全国斗争均有重大意义;如若不能，则按布置行动，陕甘宁边区已准备3个团相机接援。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第三五九旅由华阳镇继续西进，在凤县东岔河口北渡渭河，并越陇海铁路。奉中共中央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新四旅、警备第三旅和第一旅在边区南线全面出击，牵制胡宗南军。西北局还派张德生到关中分区马栏镇，宣布成立中共西府工委及西府游击支队。西府工委率两个加强连和由80多人组成的干部队进入麟游山区活动，策应三五九旅北上。9月17日，王震率三五九旅抵达延安，林伯渠等边区领导人到城郊迎接。当晚，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三五九旅官兵，毛泽东接见王震深表慰问。

　　护送中原局领导人安全回到延安。在豫鄂陕边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健全之后，中共中原中央局负责人奉调回延安。1946年10月2日，李先念、任质斌、戴季英离开商洛山区，进入关中国统区。在商洛山中隐蔽休养的郑位三、陈少敏也于10月中旬出秦岭，进入关中国统区。在中共陕西省工委的精心安排下，李先念、任质斌经蓝田、长安、临潼、三原、耀县到柳林镇进入边区，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分别经蓝田、临潼、耀县、淳化等地进入边区。在护送李先念等人的过程中，各地党组织表现了对党的高度负责精神，他们事前选择路线，约好关系，安置好食宿、休息的地方以及必要的警戒。李先念等人每到一村一户，都有不少革命群众配合地下组织进行掩护。李先念行至临潼县栎阳镇病倒了，整整住了10余天，每日每夜都有许多青年农民配合共产党员在附近村庄的地里拾棉花，或在街巷贩卖，白天携短枪，夜里还加上长枪，实行严密警戒。郑位三由出发地到商县，由商县搭汽车到灞桥，都是经过地下党派人伴送，过渭河后又乘群众特备的马车，以送亲属为名送到耀县地界。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护送下，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人于10月下旬先后回到延安。中原局在延安恢复了工作，继续指挥豫鄂陕边区坚持斗争。

　　陕南中共组织、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和保护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为巩固和发展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部队走至哪里，伤病员就寄放在哪里。仅从山阳县的龙头山到梅子沟岭的60华里山沟里，群众掩护的伤病员就有近千人。丹凤县留仙坪方圆不到10里之地，就掩护伤病员270余人。中原部队初入陕南时给养十分困难，陕南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千方百计地为部队筹粮筹款，帮助部队渡过难关，仅商山县从1946年8月至次年2月就筹借军粮40余万公斤，广大群众还想方设法为部队赶制冬衣。主力部队北渡黄河后，陕南人民又用鲜血与生命保护中原部队留下来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陕南有近千名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为支援和保护中原解放军献出了生命，烈士的鲜血洒遍了秦岭南北、丹江两岸。

　　二、保卫陕北解放区

　　(一)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陕北解放区，是指陕甘宁边区的陕西部分和在陕西境内属晋绥边区的神府地区，共24个县(市、区)，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110万。陕北解放区的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是国民党在西北战区要夺取的最主要的目标。

　　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蒋介石用于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达34个旅，主力是蒋介石的战略总预备队胡宗南集团的15个旅14万人，另有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12个旅及驻守榆林邓宝珊部的2个师，共25万人。此外，蒋介石还调集94架飞机(占其空军飞机总数的3/5)，对延安及附近地区进行战略轰炸。194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统一指挥陕北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辖6个野战旅，共2.6万人，另有地方部队约1.6万人。敌人的主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武器装备精良，弹药充足。陕北人民解放军则基本是“小米加步枪”，装备处于绝对劣势。

　　为更好地组织作战，3月16日毛泽东发布命令，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由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经过6天6夜的延安保卫战后，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计划，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利用有利地形，把胡宗南拖在陕北，然后寻找战机，逐步消灭其主力，以保卫陕甘宁边区，鼓舞和支持全国其他地区的解放战争。3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容撤离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20日，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改编为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25日，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青化砭伏击战的全胜，毙伤俘国民党军三一八旅旅长李纪云(俘)以下2900余人。4月14日，又于羊马河猛攻由瓦窑堡孤军南下之国民党军一三五旅，全歼其4000余人。5月2日至4日，又取得了蟠龙大捷，毙伤俘国民党军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俘)以下6000余人。撤出延安仅40天，西北人民解放军三战三捷，歼国民党军2万多人。8月20日，又经沙家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

　　1948年2月至3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取得了宜川、瓦子街战役大捷，毙伤俘敌二十九军军长刘勘(毙)、九十师师长严明(毙)、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俘)以下3万余人。接着解放了黄龙、宜川、黄陵、洛川、宜君等县。宜瓦战役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态势，西北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进攻。西北野战军在战斗里成长，发展到11万多人。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共西北中央局设立了前方工委和后方工委，分别由习仲勋、马明方任书记。在两个工委的领导下，陕甘宁区边有力地开展了支援前线，保证战时的后勤供应，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过程中，全边区有1.9万名青壮年参加了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有1.6万名地方兵团的战士转入主力部队，有1万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地方武装游击队扩大3倍以上。边区人民抬担架、送军粮、做军鞋、传送情报、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竭尽全力与人民解放军密切配合。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陕甘宁边区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解放军，使国民党部队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的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没有边区人民这样的支援，要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

　　  在西北人民解放军顺利转入外线作战的形势下，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进驻华北。

　　  1948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前委负责人徒步来到吴堡县川口村，在村南元子塔渡口乘船东渡黄河，告别了陕北的黄土地，结束了他们在那里长达13个春秋的战斗和生活。3月25日，毛泽东等抵达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然后转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等人会合并开始工作。

　　  中共中央前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陕北转战了1年零5天，这是西北战场最严峻、最艰苦、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敌委员会等机关转战在陕北的崇山峻岭间，仅以4个半连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的20万大军周旋，始终在蒋胡军的间隙中穿插迂回，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一次次挫败其合围企图，反而使蒋胡军屡遭沉重打击，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在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在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12县的37个村镇工作和居住，行程1000多公里。尽管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曾经战领延安和边区的所有县城，却始终没有达到消灭中共首脑机关与边区部队、或将他们赶到黄河以东去的目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直留驻在陕北，和陕北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这个事实极大地鼓舞着陕北和全国解放区军民，坚定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和夺取胜利的信心。

　　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等直接指挥着由彭德怀率领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西北人民解放军不怕艰难困苦，坚持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胡宗南军，先后进行了延安以南阻击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沙家店、延清、宜瓦等战役，累计歼敌10万余人。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少胜多，愈战愈强，不仅迫使胡宗南集团退出陕北，而且胜利地转到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西北人民解放军牢牢吸住并大量歼灭了蒋胡军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全国其他战场首先是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使他们较快地转向战略进攻，挺进中原，开创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局面。

　　  毛泽东等人在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同时，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及时、全面地指挥着全国其他战场的对敌作战。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从1948年7月至9月，晋冀鲁豫解放军、华东解放军、晋察冀解放军、东北解放军和西北解放军，分别在中原、山东、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最终目标的全国规模的对敌进攻总态势。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标志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和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清涧枣林沟中央紧急会议、靖边小河村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米脂杨家沟中央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作出了意义重大的决策和部署。毛泽东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写出了一篇篇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重要著作，发表了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讲话，仅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就有《中共中央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关于西北战场作战的方针》、《解放军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17篇重要文章。此外，周恩来撰写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关于全国战争的形势》、《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和《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等讲话和文电，任弼时撰写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这些都是指导全党、全军各项工作的历史性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三)延安光复

　　  宜川战役后，西北人民解放军乘胜连续作战，连克黄陵、宜君、白水县城，迫使胡宗南从豫西急调5个师回援。1948年4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府陇东战役，连克长武、灵台、扶风、麟游县城。在此形势下，困守延安孤城的国民党军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还未接到胡宗南撤离的电令，便于4月21日拂晓率部弃城南逃。

　　  4月21日清晨，何文鼎部刚一逃出延安城，在延安城外活动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延属军分区干部刘秉温等即带领高善祥游击队进入延安城内，被国民党军队占领1年1个月零3天的革命圣地延安胜利光复，验证了毛泽东关于“敌占延安，少则一年，顶多二年”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4月23日，延属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从瓦窑堡返回延安。

　　  4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和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祝贺延安光复，特向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表示慰问。4月25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要求各地各军在采取各种形式庆祝延安光复的同时，应更加积极地围攻少数残敌的据点，肃清反动团队，猛烈追击逃敌;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继续努力支援前线，协助人民解放军作战;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巩固新的解放区。

　　  5月4日，延安万人集会，隆重庆祝延安光复，中共西北中央局副书记马明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等到会讲话。大会号召边区军民继续发扬创业精神，发展生产，恢复建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力争各项事业在一两年内恢复到战前水平。大会还分别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西北野战军发出致敬电。

　　  延安光复后，陕北解放区在恢复建设时首先抓了农业生产和救灾两项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8年《恢复与发展生产计划(草案)》中提出了具体要求，力争消灭熟荒地，完成1400万亩耕种面积，多打粮食;严禁宰杀役用母畜，严禁母畜出口，奖励多养牲口，保护耕畜;保护老棉区的播种面积，扩大新的植棉区;实行生产劳动与战争勤务相结合，生产劳动与人民武装相结合，解决战后劳动力缺乏的困难。各级干部下乡到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具体困难。

　　  由于胡宗南部队的蹂躏破坏，陕北解放区发生严重灾荒，灾民人数达40万之众，一些地方还发生了瘟疫。在救灾方面，陕北解放区采取组织群众自救互济、调剂口粮与种子、运粮接济、移民就食(从重灾区移出3万群众)等办法，并动员机关、部队、学校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中共中央还从晋绥、晋冀鲁豫解放区调拨了一批粮食支援陕北解放区，对战胜灾荒起了很大作用。经过一年的努力，陕北解放区基本上渡过了难关，生产和各项事业开始恢复。1948年，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产量达战前水平的70%以上，耕畜头数达战前水平的80%左右，公营企业中军工生产超过1946年两倍，石油产量超过1946年的3倍，火柴、造纸等产量恢复一半以上，合作社恢复一半，民间家庭副业、手工业及商业集市都有了相当恢复，边区的教育事业也基本恢复。

　　三、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

　　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是指陕西境内除解放区以外的地区，包括西安市和72个县。解放陕西国统区的战争，从1945年10月解放陕北的三边开始，到1950年1月解放陕南的镇坪县，前后共4年3个月。分别由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共中原中央局领导，在陕北北部战场、陕北南部和关中战场、陕南战场等3个相对独立的战场进行。一小部分地方是1946年前解放的，绝大部分地方是1947年秋中原解放军挺进鄂陕豫边和1948年2月西北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后解放的。除少数地方和平解放以外，其余地方都是人民军队打下来的。敌我双方的斗争十分激烈，不少县城反复三、四次才获得最后解放。

　　(一)陕西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随着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危机，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领导下，陕西国统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

　　1946年下半年，抗日战争时期分设在陕南城固、汉中等地的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相继迁回西安，连同原在西安及其附近的西北农学院、陕西师专、陕西商专、西北药专等7所大学的进步力量，联合西安师范、西安高中、兴国中学等中等学校进步学生，形成反内战、争民主的一支进步力量。1946年底，西北大学发起成立进步社团——“大地社”，组织广大青年学生进行争取民主活动。1947年，南京五二○血案的消息传到西安，陕西学生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各校学生积极准备参加六二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示威游行。6月1日，在胡宗南指使下，国民党军警开始了大搜捕，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陕西师专等校进步学生和民青社领导人武伯纶、张光远、郑竹逸等六十多人同时被捕，学运遭到镇压。

　　1948年冬，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胡宗南决定将西安部分单位迁到陕南和四川。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校进步师生，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于1948年底到1949年春夏之交，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反迁校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西北大学等校的反迁校斗争取得胜利。1949年5月，胡宗南南逃时只带走了一百多名学生，绝大多数师生留下来迎接解放。

　　学生运动促进了陕西国统区人民运动的发展。在城市，罢工、请愿斗争此起彼伏;在农村，抗捐、抗税、抗征兵拉夫斗争接连不断。这些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配合并支持了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加速了国民党在陕西统治覆灭的进程。

　　(二)解放榆林国统区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陕北的榆林、横山和府谷等县的大部分地区及神木、靖边、佳县、定边等县的小部分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解放这些地方的战斗从1945年冬开始。

　　当年10月，驻安边的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起义，拉开了解放陕西的序幕。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在这个旅的第一团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副团长牛化东和14名营连长是中共地下党员。经过秘密策划，牛化东、曹又参等率领旅部和第一团官兵共2000余人，于1945年10月25日起义，解放了定边、靖边两县。1946年9月5日，经过中共佳县党组织的工作，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二五七团一营三连连长梅廷栋率部起义，解放了佳县。驻守横山县的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在中共组织及习仲勋的帮助下，于1946年10月12日起义，16日解放了横山县城。1947年3月，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分别从陕北的南部和西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已获得解放的定边、靖边、安边、横山等县重沦敌手。1948年1月和1949年6月，陕甘宁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在地方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府谷县和神木县的国统区。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代表团同驻守榆林的左协中部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代表团经过多次谈判，于5月29日达成《榆林局部和谈协议》，二十二军宣布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榆林和平解放。6月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榆林。随后，人民解放军收复了横山、靖边、安边、定边。8月，榆林国统区全部解放。

　　(三)解放关中国统区

　　关中广大国统区的解放，是从1948年春的西府战役开始的。1948年3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宜瓦战役胜利后继续南下，3月10日解放了宜君县城。4月16日，西北解放军主力分别从旬邑马栏、转角镇和耀县照金出发，发动西府战役。经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解放了旬邑、长武、彬县、永寿、麟游、扶风、岐山、凤翔、宝鸡、千阳等县城和乾县的一些农村，毙伤俘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师师长徐保以下官兵2.19万人。1948年8月8日至13日，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东府发起澄合战役，收复韩城、合阳、澄城，解放了今渭南市洛河以北全部区域。10月5日至12日，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大荔以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发起荔北战役，歼敌2.36万人，收复白水，解放朝邑、平民县。11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大规模的冬季攻势作战。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2月20日至3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春秋攻势。5月4日，又发起以解放西安和关中地区为目标的陕中战役。至此，解放了渭南、铜川、咸阳地区国统区之全部或一部。到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之第一、二、十八等3个兵团，发动扶眉战役，歼战4.5万余名，最后解放了眉县、岐山、武功、扶风、宝鸡、千阳、陇县、凤县。陕西关中东西部的国统区全部解放。

　　(四)解放西安

　　1949年初胡宗南集团虽连连惨败，但并不甘心失败，妄图死守西安。为了解放和接收好这座西北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共陕西和西安地方组织及人民解放军作了充分准备。3月1日，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贾拓夫为主任。5月17日，第一野战军之第一、二、四军截击南逃之国民党军。第六军于5月20日黎明强渡渭河，逼近西安城西门。十七师的另一部由西郊三桥镇乘火车，到达西安城北门和火车站附近。十六师四十六团则占领了西安城的南门、东门。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了西安城。5月20日上午，解放军进城，至上午11时西安城区及郊区全部解放。除西京电厂被国民党军队炸毁、大华纱厂部分被破坏以外，其他工厂、学校、文物古迹均得到妥善保护。5月21日，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地举行入城仪式。广大市民载歌载舞，热烈欢庆古城的新生。5月25日解放蓝田县，30日和平解放周至县。至此，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地区的国统区全部解放。

　　(五)解放陕南国统区

　　1948年1月，挺进豫陕鄂边的晋冀鲁豫解放军第四纵第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解放了陕南的山阳、镇安、商南及湖北的郧西等县，建立陕南军区。4月，十二旅发动旬白战役，解放了白河、旬阳。与此同时，商洛军分区部队在陕南区党委领导下，组织西进战役，解放了山阳、镇安、洛南、龙驹寨、商县、柞水县城。1949年11月奉命南下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从秦岭一线南下，分路追击胡宗南残部。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也从平利、旬阳出发，沿汉江分南北两路进行第二次西进战役。11月27日，解放安康。12月8日，第十八兵团和第十九军会师于南郑市(今汉中市汉台区)。1950年1月11日，陕南地方部队解放镇坪县。至此，陕南国统区全部解放，陕西全境解放。

　　保卫陕西解放区和解放陕西国统区的伟大斗争，历时4年多，最终赢得了完全胜利。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陕西和全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四、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陕西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中共陕西组织领导陕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陕北和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在这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里，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培育了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形成并迅速发展，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这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示范区，成为中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和人民则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回顾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领导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经验。

　　第一，中共陕西组织是领导陕西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

　　无论是在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还是在白色恐怖、浴血奋战的艰难岁月，中共陕西组织始终是领导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大革命时期，初建的陕西党团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围攻西安的斗争，支持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开展活动，开创了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新局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刚刚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遵照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高举起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开展了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相继领导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川陕省委、鄂豫陕省委、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陕北省委、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西北特支等省级党的组织，在三秦大地领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殊死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武装自卫等救亡活动，与国民党顽固派镇压群众、破坏抗战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促进了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陕西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秘密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组建人民武装，发动并领导全省人民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支援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陕西的统治，解放了全陕西。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陕西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选择。

　　第二，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基本特点。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中共陕西组织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只有掌握枪杆子革命才能成功。与南方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呼应，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于1927年冬至1928年春夏，在陕北、陕东、渭北等地组织领导了多次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1931年以后，中共陕西组织先后领导创建了渭北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九军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等几支革命武装，先后领导创建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鄂豫陕、陕南苏区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南方工农红军被迫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长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落脚点，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极为特殊的重要的作用。

　　  第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共陕西组织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坚持的重要法宝。

　　大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坚定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帮助中国国民党建立陕西的各级组织，诚心诚意地同一切拥护民主、科学、进步，反对军阀独裁统治的各界人士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使陕西成为全国国民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组织在开展武装斗争中提出“红色、白色、灰色”的建军路线，强调在建立以贫苦群众为基础的革命武装的同时，也要注意在国民党军队和民间非法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尽最大努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土地革命后期，中共陕西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大对杜斌丞、杨虎城、张学良等民主进步人士和国民党高级爱国将领的统战工作，在杨虎城部建立了众多的中共组织，帮助他提高认识，加强与共产党的合作，全力推动西北军、东北军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之后，中共陕西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将统战工作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全省的抗战力量，激发了各阶层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志。毛泽东对中共陕西组织的统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典范”。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主要就是根据中共陕西组织的经验概括出来的。这个方针对中共组织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  第四，紧紧依靠人民，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陕西胜利的根本条件。

　　大革命时期，陕西的中共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雷晋笙、刘含初、安存真、吴化之、黄平万、刘天章等创办进步刊物，举办平民学校、暑期学校，广泛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提高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意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在有利于贫农、雇农的原则下，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捐、抗债，开展分粮、分地斗争，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开展土地革命的积极性。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严密的包围和封锁，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方面缩减机关干部和非生产人员，一方面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压力。人民群众为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关心民众生活、为人民谋利益的感激之情，自发地向毛泽东赠送了“人民大救星”的牌匾。正是由于中共陕西组织始终坚持依靠人民、团结人民的宗旨，正确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得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群众的要求，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各地都涌现出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争相参加人民军队的动人场景;各处都有人民群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党组织和人民军队送情报、运公粮、抬担架、养伤员的英雄壮举。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正是陕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赢得全省解放的根本原因所在。陕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陕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全集》记载的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27152人，还有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为革命献身。先烈的鲜血洒遍了秦岭南北、渭水两岸。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刘志丹、谢子长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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