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陕西简明历史 第一编 第一章

　　第一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奋斗

　　中共陕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较早的一支战斗队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组织领导陕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陕北和延安成为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战斗工作了13个春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世纪曙光

　　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随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陕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陕西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主要通过两条渠道进行，一方面是由旅京、津、沪、汉等地陕籍学生中的党、团员，受党、团组织指示回陕建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团中央派人来陕建立的。最初建立的党、团组织，都在交通比较方便、文化比较发达的渭南、西安、三原、绥德等地。陕西党组织一成立就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蓬勃发展。

　　一、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

　　1919年5月4日由北京爆发并迅即蔓延全国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并有力地促进了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陕西旅外求学的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当地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的陕西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刘含初、呼延震东、郝梦九、张耀斗等人，参加了五四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在五四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中，就有杨明轩、郝梦九。在北京6月3日的大逮捕中，刘天章、刘含初等被捕入狱。刘天章、李子洲在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此外，在上海求学的雷晋笙、在武汉就读的王尚德等人，也参加了当地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14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西安学生首先起来热烈响应。政法专科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三中、西安师范、成德中学等校的学生代表，在省立一中召开了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实行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宣传抵制日货。会后，各校同学积极行动，编印宣传材料，准备示威游行。5月下旬，西安学生冲破军阀陈树藩的禁令，陆续走上街头集会、讲演。由于陕西当局的阻挠，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未能举行。5月22日，陕西省教育会、总商会联合致电北洋政府，要求拒绝和约。30日，陕西学界通电全国，表示“宁可蹈海亡身，誓不愿弃地以资敌。”

　　6月初，以原西安学生代表会议为基础，正式组成陕西学生联合会，屈武任会长，并出版《白话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及时报道全国和陕西学生运动的状况，全省的学生运动从此进入新的阶段。陕西学生救国讲演会、陕西公民救陕会、基督教救国会等各界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学生们为了表示拒用日货的决心，率先将自己和家中使用的各种日货带到学校，一齐烧毁。西安商界也与学联联合通电，表示与全国一致坚决抵制日货，誓为青岛问题抗争。一些商人自动销毁了部分日货，少数继续贩卖日货的商店多被学生捣毁。为了支持北京和全国的学生运动，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李伍亭等为代表，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活动。6月28日，屈武在北京面见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时，为抗议北洋政府卖国行径，以头撞地，血溅总统府，一时传闻全国。

　　五四运动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在此之前，陕西的知识分子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08年井勿幕留学日本时，在《夏声》杂志上发表《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流行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五四运动后，刘天章、李子洲等旅京学生首先参加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在省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回到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多数是陕西旅外求学的学生，也有外籍来陕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1921年后，魏野畴先后在咸林中学和榆林中学，王复生(云南籍)先后在咸林中学、绥德师范，王尚德在赤水农业职业学校，李子洲在渭北中学和榆林中学、绥德师范通过教学，向学生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魏野畴还到在榆林的杨虎城部队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旅外进步学生创办的刊物向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有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杨钟健等在北京主办的《共进》，武止戈、屈武等在天津创办的《贡献》，陕北教育促进会天津分会主办的《促进》和《改进》，雷晋笙、严信民等在上海创办的《汉钟》、《南针》。这些以陕西为主要发行对象的刊物，都不同程度地刊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三是陕西具有民主倾向的报纸，不顾当局的禁令，刊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渭北靖国军辖区的《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西安的《西北日报》(由原《长安日报》改版)、《鼓昕日报》。通过以上途径，进步知识分子向陕西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说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和陕西的现状。

　　陕西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一批革命骨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在陕西广泛传播，逐渐引起陕西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从而为陕西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二、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陕西地区的建立和发展。陕西早期的党、团组织建立有两种途径，一是在京、津、沪、汉等地加入组织的党、团员，根据当地党、团组织的指示回陕西建立的，受各有关地方党、团组织的领导;二是党、团中央派人到陕西建立的，受党、团中央直接领导。其组织建立的特点是先建立团组织，后建立党组织;先发展革命的知识分子，再发展工农群众;先在城市建立组织，后在农村发展。

　　1922年8月，已在武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尚德，受武汉地区党、团组织的委派回陕发展组织。他在家乡渭南赤水镇创办赤水农业职业学校，以此为阵地，在进步师生中发展团员，进行建团活动。1924年5月底，武止戈受团中央委托，向王尚德传达了团中央关于在赤水建立组织的指示。王尚德等人于6月正式建立了陕西第一个团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成立了支部干事会。1924年6月至1925年10月间，陕西各地相继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第二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绥德特别支部、三原特别支部、澄城特别支部、西安临时支部、西安特别支部等。1925年11月13日，经共青团豫陕区委批准，吴化之在团西安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关中地区团组织。1925年底到1926年春，共青团绥德地委和三原地委先后建立。各地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组建了中共豫陕区委，领导河南、陕西地区党的工作。同年秋，为贯彻中共四届二次扩大会议精神，中共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安存真来陕西做军事工作，并指示其在西安进行整团和建党工作。同时，中共豫陕区委也委托由上海赴陕西负责整团的共青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在西安建立党的组织。安存真和吴化之在西安首先整顿了团组织，并于10月组建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安存真任书记，直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1月，中共豫陕区委派黄平万来西安发展党的组织，筹建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黄平万到陕后，参与中共西安特支的领导工作。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黄平万任书记。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归中共豫陕区委领导，下辖关中地区党组织。在此之前，根据团中央121号文件精神，吴化之于1925年底去渭南、三原，把部分团员转为党员，并在渭南赤水、三原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陕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组织是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党的支部。中共绥德支部(后改为特支)建立后，先后派人在榆林、宜川等地建立组织。1926年5月，党、团北方区委派耿炳光到陕北地区巡视工作，于6月间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田伯英任书记。1926年前后，陕北由于受战乱影响较小，党团组织发展较快。1926年11月，西安解除军阀刘镇华部包围后，建立了陕西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陕西党、团联席会议。1927年1月，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决定成立党、团陕甘区委，领导陕西、甘肃等地的党、团组织。3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书记。区委下辖西安、绥德、榆林、延安、三原、渭南、泾阳等地委和41个特支，西安地委由陕甘区委兼理。此时全省党员达两千余人。同时共青团陕甘区委也宣告建立，曹趾仁任书记。团陕甘区委下辖西安、泾阳、渭南、绥德、延安、三原等地委和37个特支。同时在杨虎城部队也发展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分别改为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

　　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刚刚创建的陕西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国共合作的方针和政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积极开创陕西革命的新局面。

　　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国民党于1925年9月建立陕西临时省党部。当选的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组织、宣传、农民各部部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成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员和县级党部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密切合作下，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和各地县党部，积极宣传和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推动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25年初，共产党员魏野畴、王授金等在西安发起建立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五卅惨案发生后，陕西地区的中共党员和团组织，立即组织广大群众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开展罢工、罢市、罢课斗争，配合国民军驱逐了北洋军阀在陕西的军务督办吴新田。1925年12月，中共陕西党组织又发起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欺压掠夺人民、进行文化侵略、从事间谍活动的“非基”运动。

　　1926年，中共西安地委和共青团西安地委支持和配合国民军，开展为期8个月的反抗直系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的斗争，直接支援和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西安解围后，建立了由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联军三位一体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驻陕总部是具有战时军政府性质的统一战线政权，在革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陕西党、团组织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驻陕总部的工作，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由共产党员担任。中共组织领导创办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由史可轩、邓希贤(邓小平)分别担任校长和政治部主任，为国民革命培养军政骨干约千人，被誉为“西北黄埔”和“第二黄埔”。

　　1927年5月，陕西中共地委一级组织由陕甘区委成立时的3个增加为7个，特支由9个增加到41个，党员亦由288名增加为2177名。共青团地委一级组织由3个增加到6个，特支由16个增加到37个，团员由525名增加到2400名。在中共组织帮助下，国民党党员发展更快，由原来的500名发展到2.3万名。新委派的60多名县长，多数依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主持的国民党组织推行行政事务。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迅速开展，到1927年春夏，全省50个县建立有农协组织，会员41.5万人。6月，建立了全部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陕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局面。在此期间，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不断深入，推动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北伐，全省大革命运动出现高潮。陕西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西安与广州、武汉遥相呼应成为中国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席卷全国的大革命洪流中，中共陕西地方组织从最初不到10人的弱小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以勃勃生气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大革命在陕西的中流砥柱。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陕西党、团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了反蒋讨蒋活动。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反共，在陕西实行“清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屠杀。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在陕西失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着陕西大地。各地党、团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党员人数降到1681人，党组织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状态。著名共产党员史可轩、刘含初被害，刘天章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