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驻扎在延安(时称肤施)的国民党东北军南撤，红军接管延安城。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今志丹)，于13日进驻延安，在这里度过了十个春秋。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

　　全民族抗战的中枢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不久，就提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力，实现对日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重，将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怀着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肩负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救同胞的民族希望，开赴华北、华中抗日战争前线。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歼灭日军5.4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人口达5000万，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而且对阻滞日军进攻，促进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到了重大作用，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伊始，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科学地提出抗日战争持久战的理论，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尤其当国民党军队连连失利的局势下，毛泽东1938年5月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要经历那些发展阶段、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等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做出了明确而坚定的回答，不仅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博得许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一句名言：“兵民是胜利之本”。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总动员的号召下，在抗日救国大潮的推动下，中国人民的觉醒程度空前的提高。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民众团结一致，相依为命，鱼水情深，在敌后辽阔的土地上，建起了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和摧不垮的血肉长城，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正气歌。在国统区，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各阶级、阶层对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抗日诚意由不了解到了解，由不熟悉到熟悉，由不信任到信任，直至赞成和支持，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前途在延安。

　　中共局部执政的实验区和示范区

　　中共中央初到延安，就提出陕甘宁边区要把“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度的模范区域”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制定有关法规，着手改制，以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也明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毛泽东也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局部执政的“试验区”和“示范区”，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民主制度：边区真正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竞选等民主选举制度，开创了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先河;边区的各级参议会是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使人民真正参加国事的管理;边区实行的民主是抗日人民的民主，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真正的政治自由。尤其边区实施“三三制”的建政原则，使吸纳社会方方面面的治国精英，政权因此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同样广泛的组织动员能力;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存在，使他们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而各得其所;由参议会、政府、司法的政权结构和党对它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政权在建构起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民主政治的同时，又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社会控制能力。这些表明，党在局部执政中已经具有掌握局部政权、保持局部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具有驾驭根据地政权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具有运用根据地组织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具有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具有保持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而著称于世，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党内与党外之间，构建起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氛围，处处显示出政通人和、诚信友爱、生机勃勃的景象，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认同和赞许，吸引着一大批国内外人士纷至沓来。在国内，1938年卫立煌访问延安，1939年邓宝珊访问延安;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等等。国际上，继1936年夏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西北苏区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苏联友人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英国记者贝特兰、德国记者希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行、印度医疗队爱德华一行等先后来到延安和边区，还有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和边区考察历时三年之久。这些中外人士的访问、参观、考察，大都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和社会进步留下了极佳的印象，有的写成报道在国统区发表，有的写成回忆录传之后世，有的写成报告发回国内，传遍国内外。

　　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而且领导全党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就，成为指引抗日民族解放的灯塔。

　　据统计，《毛泽东选集》收入的159篇文章中，其中112篇写于陕北;《毛泽东文集》收入802篇，有385篇写于陕北;《毛泽东书信集》收入372篇，142篇写于陕北;《毛泽东军事文集》收入1628篇，938篇写于陕北，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哲学思想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有关重要著述，建构了哲学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为其各方面的理论的巨大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在军事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丰富军事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形成了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在统一战线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丰富了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在革命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深刻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原则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备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文献，形成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对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提高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解决党内矛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政治经济的具体政策方面，有精兵简政、“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在道德理性方面，也拓展出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艰苦奋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人格追求的新境界、新规范、新气象。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全党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并在党的七大上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培育民族精英的摇篮

　　随着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去从事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在那贫瘠的土地上，窄小的窑洞里，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行政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青年干部训练班、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西北工学、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等三十余所干部学校，既培养党政干部和军政干部，也培养科技干部和文艺干部，还培养工会干部、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和民族干部。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延河两岸，到处有歌声，遍地是课堂，许多学校闻名中外。毛泽东当时称赞“抗大”是“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学校。“抗大的旗帜是千百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旗帜，是民族解放胜利的旗帜，是创造未来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旗帜。”

　　在延安的各类学校里，“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院校’，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正是这一座座窑洞大学，正是如此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磨砺了热血青年的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在这里，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在这里，许多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和锻炼，实现了世界观的自觉转变，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在这里，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抗战的生力军。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共培养造就了数十万干部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其中大多数被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一次派往东北的干部就有2万多名。据1939年11月统计，“党政方面”，“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 华北地区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很好;” “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

　　延安精神的发祥地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威武雄壮、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也培育和铸造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初到陕北时，处境是相当险恶的，蒋介石断定它支撑不了多久，时人也对它不抱什么希望。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共产党不仅立身了，而且发展了，更加强大了，乃至敢于同庞大的国民党军较量，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将其击溃而夺取了全国政权，让苏联“老大哥”惊奇，使美英政府惊诧，更令蒋介石惊恐!个中原因何在?就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中国的精神高地。共产党人始终以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持独立自主，把革命胜利的立足点始终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就是共产党人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把最严峻的形势看作“黎明前的黑暗”，将最强大的敌人视为“纸老虎”，顽强拼搏，征服了一切敌人和困难;就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立足于“永久奋斗”，大力倡导谦虚谨慎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纷呈、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至今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小到大，人民的军队的力量由弱到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一步步走向成功、走向辉煌;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培育了一大批党国脊梁、民族精英和英雄群体，令人敬仰，令人缅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局部执政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已经为历史和现实证明是成功的、正确的，依然对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撰稿：梁星亮　西北大学教授  统稿：汤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