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果仅存 历史必然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除西北革命根据地外，各个根据地丧失殆尽。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建立并形成了根据地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是造就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 根本原因

　　西北根据地党组织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独立自主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西北红军和根据地涌现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高岗、马明方、贺晋年、张达志等一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刘志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不搞宗派、小团体。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被错误“肃反”、身险囹圄，他们都能以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消除“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始终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们领导广大军民长期奋战在陕甘地区，致力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巩固，成长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毛泽东的高度称赞西北根据地的干部：“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并高度评价刘志丹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赞扬他为“人民英雄”，朱德称赞其为“红军典范”。

　　二、主观上，五大特殊原因，造就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硕果仅存”

　　首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中共陕西党组织始终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不论是早期的武装起义，还是以后开展兵运、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都毫不动摇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虽然受中央“左”的错误影响，省委有些决策脱离实际并错误批判所谓的“梢林主义”，但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坚决抵制下，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信念坚定不移。刘志丹坚持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包家寨会议提出采用“狡兔三窟”方式创建根据地，构建了以南梁苏区为中心、以关中苏区和陕北苏区为南北两翼的多区域的大战略布局，为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体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集体的政治、军事智慧。

　　其次，在战略上采取以根据地为中心，主力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打击敌人，各路游击队坚守在根据地或者游击根据地进行内线作战。刘志丹提出的“三色”论，坚持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为在西北创建红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成红军陕北游击队、南梁游击队、红军延川游击队，最后发展成为红26军、红27军，到1935年总兵力近5000人，游击队4000多人。

　　第三，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各阶层各方面人士，保护、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陕甘一带国民党嫡系部队、地方军队、中小军阀、民团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相互利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中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法宝”的作用。刘志丹、习仲勋提出“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等观点，与同情革命的民间团体保持着统战关系，对地方民团教育工作，争取教育赵连璧、贾生财、杨培胜、师储杰、郭宝珊等绿林武装走上革命的道路，丰富了党的统战思想。

　　第四，加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西北根据地党组织积极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努力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到民主的权利，确保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根据地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进行土地革命;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民生;设立集市，以物易物，采取开放的政策发展经济;发动群众办学校，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始终将建立清正廉洁的政府作为头等大事，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条例。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

　　第五，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群众最广泛的支持。在根据地创建初期，陕甘边、陕北的红军及其领导就十分注意了解群众的冷暖，体察群众的疾苦，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打土豪、分财物，解决贫困农民的生计。根据地建立后进行土地分配，满足了农民对赖以生存的土地需要。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老刘”、“老谢”、“仲勋”。很多传唱至今的陕北民歌就是党群关系的生动写照。

　　三、客观上，四大外部原因，造就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硕果仅存”

　　首先，陕甘地区复杂的军政格局使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势力长期未能有效控制陕甘地区。统治陕甘两省的杨虎城、张学良、井岳秀、陈国璋、苏雨生、谭世麟、马鸿宾等军阀属管不属调，拥兵自保，相互勾心斗角，矛盾错综复杂。地方实力派对“围剿”西北根据地，态度消极，敷衍了事，甚至互相掣肘，难以形成合力。由于利益冲突，蒋系军政势力几乎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陕甘的发展始终受到遏制，未能有效控制陕甘地区。红军避免遭受力量强大而反共态度坚决的蒋介石系统的直接进攻和“围剿”， 刘志丹等人巧妙利用当时陕甘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权力“真空”的政治环境和相互矛盾，周旋活动，各个击破，积蓄革命力量，在“夹缝”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这也是陕甘根据地虽然多次面临重兵“围剿”，却又能始终“红旗不倒”的重要外因。客观上为陕甘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其次，陕甘地区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陕甘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东、西、北三面都被黄河天险所包围，成为防御国民党军进攻的天然屏障。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一个地处桥山山脉，梢林茂密;一个地处陕北高原的白于山脉，山、梁、峁、沟、塬密布，沟壑纵横。两地的共同特点是交通不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黄土高原特殊的地形地貌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环境，也加大了国民党“围剿”的难度。同时，根据地地处陕甘宁晋绥蒙几省边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地域偏远、地广人稀，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陕西、甘肃都是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基本处于封闭的、自给和半自给的简单再生产状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有利于红军筹粮筹款。

　　第三，陕甘地区政治腐败，地瘠民穷，自古以来便有骁勇善战、反抗压迫的民风传统，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性较为强烈。土地革命时期，陕甘地区连续大旱，土地荒芜，饥民遍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农村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饥民斗争此起彼伏。陕甘地区党组织根据民众反抗社会黑暗的强烈要求，顺势而为，号召发动群众，广播革命火种，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终成燎原之势。

　　第四，周边革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尤其是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创建的鄂豫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界创建的川陕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客观上对西北根据地起到了策应作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西北革命根据地才能不断发展巩固，红旗不倒，最终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块根据地。有了“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一重要战略依托，党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的长征才有了“落脚点”，从此，中国革命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撰稿： 毕远佞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统稿：汤彦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