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抗战爆发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内战状态，成为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由此进入“联将抗日”阶段。为了巩固和发展西安谈判的成果，推动国民党将联共抗日付诸行动，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国内政治问题，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建议，开始其基本政策转变。对此，中共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愿在此基础上开始两党关系之具体谈判，以实现合作抗日目标。同时，中共也注意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说明蒋介石等仍未放弃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这就决定从重开国共谈判到实现国共合作，还要经历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为了解决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从1937年2月开始恢复的国共谈判，曾在西安、杭州、庐山、奉化、南京等地多次进行，前后持续半年时间，涉及红军改编、边区政权、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机构、两党合作宣言等问题。由于蒋介石对日本仍抱有和解幻想，对中共力量仍企图收编或根绝，他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朱德、毛泽东离职出洋，成立政训处指挥军队等要求，中共难以接受，因此谈判在军队和政权等主要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事实，击碎了蒋介石与日妥协的幻想，也加快了两党合作步伐。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反抗，全面抗战由此爆发。面对严重的亡国危险，中共立即作出反应，于8日发出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急切呼吁：“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请蒋正式发表，以便红军立即改编，出动抗日，其中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在局势危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共的强烈呼吁下，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变已使全中国、也使南京政府到了存亡危机关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事态，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大举向华北增派重兵，同时向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发起猛烈进攻，企图以其超强的军事实力尽快迫使中国屈服。日军枪炮瞄准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使蒋介石看到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所以，国共谈判中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等问题迅速解决。8月，南京政府外交部公开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国共谈判也达成一系列协议，包括红军主力改编、在国统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释放政治犯等。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决定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刘伯承任师长，共4.5万人。中共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共一万余人。改编后的红军相继出师，与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日。

　　根据国共双方的商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共在宣言中提出争取民族解放、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大目标，并再次郑重宣布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动等。蒋介石在谈话中称，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成见”、“诚意救国”，中国民族“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并希望各党派“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该谈话说明，蒋介石以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身份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并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抗日，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使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抗战准备进入抗战实施的新阶段，对于壮大民族解放力量、促进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发展，对于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以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宣布后，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预言其伟大意义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中国革命以更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坚定地把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为此实现了战略转变。在民族危亡关头，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并为此冲破“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思想束缚，从现实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实际出发，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在抗日问题上，实现了立场、态度、意志与行动的统一，并力推国民党政府抗日。在国共谈判中，不惜抛弃宿怨，与昔日政敌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既作出取消红军和苏区名义、接受改编、承认蒋介石统一指挥等重大让步，同时保持了党对红军和苏区的绝对领导，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和批评权。这些积极成果，为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民族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了实现国共合作，中共将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与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相结合，因时因势地调整策略方针。在准确把握时局特点基础上，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作为主要联合对象，既揭露其欺骗、批评其动摇，也赞赏起进步趋向、坚定其抗日决心。在统战策略上，选择西北地区为突破口，以西北地区统一战线促进其他抗日力量的汇合。在1935年秋冬以来的两年时间里，紧紧抓住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等重大事件带来的时局变化，准确判断其性质和发展趋势，争取主动，因势利导，集聚各种抗战力量掀起救亡浪潮，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步步走向成功。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话

洛川会谈旧址

西安事娈旧址

(撰稿：王晓荣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统稿：汤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