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十四师坚守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30日，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7月25日和30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向中共鄂陕、中共豫陕两特委发出两封指示信，指示中共鄂陕、中共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鄂豫陕特委，担负领导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任务，要求把现有的游击武装组织一个红军独立团，争取发展成一个师，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

　　中共鄂豫陕省委的指示信于8月初交到当时在蓝田活动的中共五星县委书记、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手里，后因李志英被叛徒杀害，两封信落入敌手。至此，中共鄂陕、中共豫陕两特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中断了联系，也不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的去向，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红军力量薄弱的艰苦情况下，继续独立坚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8月底9月初，中共鄂陕、中共豫陕两特委分别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红二十五军在陇东作战的消息，才知道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已经北上。两特委遂在商南县赵川镇西北的梁家坟村会合，并于9月9日在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人数不多，而国民党军正在发动疯狂的进攻，斗争将会更加艰苦。但是鄂豫陕边的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对我有利，两特委又有半年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有近300名红军老战士作骨干，只要团结一致，紧紧依靠群众，斗争策略正确，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有根据地;将中共鄂陕、中共豫陕两特委合并为中共陕南特委(后称中共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斗争;合编各游击武装，组成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游击作战的方针应机动灵活，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会议同时决定了中共陕南特委的组成人员，由郑位三担任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琨为常委。

　　10月6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由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师下辖两个营和手枪团，约700人。中共鄂豫陕特委成立后，率领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苏区的广大区域内，由东向西，由西到东、由北向南、由南到北，同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兜大圈子，先后打了五个来回，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与地方反动武装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多支，从而坚持了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936年3月下旬，红七十四师在宁陕县东江口休整。3月23日，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由陕北来到东江口，带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以及一封简信。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近一年后，终于看到了中央的文件，听到了中央的声音，全体党员和干部战士欢欣鼓舞，革命斗志更加高昂。为了使中共中央了解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次日，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起草以“志清”(陈先瑞的代名)和“卫劳”(郑位三的代名)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作出书面报告，交程福才带回陕北。在东江口休整期间，中共鄂豫陕特委组织干部初步学习中央的文件。4月，红七十四师转战到鄂豫陕根据地东部地区商南县梁家坟村后，举行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认真讨论贯彻执行中央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决定坚决贯彻执行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会后，中共鄂豫陕特委将《八一宣言》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在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一些政策和具体做法上有一些改变。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努力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的同时，对一般地方官员、开明地主、军官则重点进行教育和争取，利用他们为部队解决粮草、寄养伤病员、采买药品布匹等。对俘虏的国党基层官兵和罪恶不大的中级军官，经抗日教育后一律释放。在通过反动地方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时，预先写信联系，约定借路通过，互不侵犯。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哄鄂豫陕特委通知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再没收富农的财产，对其土地也只没收封建剥削之部分。红军坚持保护城镇工商业，保护邮政和学校等。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和打击了最反动的势力，对于巩固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甘南后发动了成县、徵县、两当、康县战役，国民党在陕南东部的军队大部西调，围堵红二方面军北上。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红二方面军长征，中共鄂豫陕特委将红七十四师三个团集中起来活动，积极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牵制敌军于外线，有力地策应了红二方面军北上。正当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胜利进行斗争的时候，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商洛地区，是陕西东南的重要门户，也是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必经的交通要道之一，由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曾在商洛地区活动过，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决定，调由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等部组成的红十五军南下商洛，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  在调红十五军团南下的同时，周恩来命令在蓝田县灞龙庙一带活动的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原地待命。1936年12月21日，原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长、西安事变前被派往杨虎城部工作的李涛在蓝田县张家坪与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次日，鄂豫陕特委在灞龙庙召开扩大会议，由李涛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介绍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2月2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七十四师改编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

　　1937年1月，抗日南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东开拔，进至潼关、灵宝间，履行三方联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1937年1月15日，红十五军团进至商县(今商州区)。1月中旬，周恩来电令抗日南路军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2月8日，抗日南路军复用红七十四师番号，也撤出商县，移防镇安、柞水一带。4月，红七十四师奉命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这时，全师已发展到2100余人。1937年6月，郑位三奉调回延安，中共鄂豫陕特委撤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参加到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

　　(撰稿：汤彦宜       统稿 ：汤彦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