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协调各方势力 实现西北联合抗日

　　1935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和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苏区后，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迫切需要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决议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中共中央着重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联合他们，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而且能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造成西北的新局面。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十七路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也称“西北军”，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创建的一支地方部队，渊源于20世纪初杨虎城在家乡陕西省蒲城县组织的一支农民抗暴武装，是西北地区一支重要的地方军事力量。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合作的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关系最密切、实践最成功的就是与杨虎城及其所部十七路军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始建于1927年初。从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长期合作，杨部地下党组织基础较好，加上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十七路军官兵中的反对内战、抗日爱国情绪高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部的说服和争取工作。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不属于蒋介石嫡系，是典型的地方势力。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所以杨虎城与蒋介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中共与杨虎城长期合作的基础，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之可能的杨虎城共同抗日，1935年秋以后，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形式同他联络。毛泽东向陕西省委原负责人贾拓夫、汪锋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又询问了中共组织在十七路军中的工作情况。接着毛泽东以自己和彭德怀的名义给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写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与红军化敌为友，“联镳并进”、“抗日讨蒋”。同时，毛泽东又致信杜斌丞、邓宝珊，期望他们促成红军与十七路军之停战联合。汪锋持信赴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同时，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也抵西安，与杨虎城面谈，就共同抗日达成共识。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又派张文彬、王世英与杨虎城商谈。1936年4月初，王世英与杨虎城在韩城达成红军与十七路军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口头协议，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合作关系，使杨虎城终于坚定了建立西北联合阵线，共同抗日的思想。

　　1935年9月，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领东北军由鄂豫皖地区来陕甘地区“围剿”红军，任西安“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9月到11月，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与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交战中，连续被消灭近三个主力师，南京政府不但不给予补充，反而取消了被歼灭师的番号。东北军在陕甘“剿共”接连失利、损兵折将的事实，深深触动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他们看到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必须另寻新路。于是，张学良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求与共产党联络。

　　鉴于张学良和东北军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从瓦窑堡会议后就开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反蒋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打红军是东北军的绝路，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作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1936年2月26日至2月29日，李克农与王以哲等就第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最后达成口头协议：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促使他在联共抗日的问题上迈出了一步。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举行了第二次会谈。9月22日，毛泽东、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使他们团结合作。经过多方努力，张、杨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结束了敌对状态，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后来，叶剑英作为红军联络处负责人常驻西安，进一步开展联合抗日工作。至此，在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下，红军与相距最近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现停战，初步确立西北“三位一体”抗日大联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的伟大胜利，促进了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撰稿：李静 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   统稿：汤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