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之二）

    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经过筹划后，调集东北军二个军七个师及宁夏军阀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加上第二次“围剿”西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共计总兵力15万余人，于1935年7月中旬展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8月1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进至清涧县袁家沟、花岩寺一带进行战斗准备。8月10日拂晓开始，展开对敌在吴堡苏区的坚固据点慕家源的围攻，至12日晨，全歼守敌和敌增援部队共4个连。8月16日，陕北红军游击队在吴堡县定仙墕南约20公里的洗马湾击落敌机一驾，俘敌驾驶员二名。8月20日，刘志丹决定采用围城打援战术打击敌人，命红二十七八十四师第一团包围定仙墕晋军史泽波营，红军主力则隐蔽待命，准备打击增援之敌。8月21日，晋军正太路护路军第三旅第六团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军集中兵力向该敌发起攻击，经三个小时的激战，毙敌200余人，俘敌1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900余支，轻重机枪十挺，迫击炮二门，骡马数十匹。为集中力量打击南线的东北军，西北红军主力深入北线，于9月11日展开对横山县城的围攻，迫使敌第八十六师收缩兵力，减轻了敌对神府苏区的压力。

　　1935年9月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根据地赤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与陕甘边区中共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9月13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秀延县(今清涧县境内)七里沟、玉家湾、黄家川一带休整，刘志丹接到西北工委的来信后，立即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南下返回到永坪镇。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9月17日，在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鄂豫陕省委及军队主要领导人于永坪镇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统一领导机构和组织第三次反“围剿”问题。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建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军团下设三个师，共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后，成立了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9月18日，在永坪召开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徐海东、刘志丹等分别代表红二十五军、西北红军讲话，号召两支红军亲密团结，并肩战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而英勇奋斗。

　　此时，西北红军得悉中央红军已经北上，有向陕北前进动向，立即决定组织主力部队向南发展，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9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及东北军在内的十多万军队，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这块苏区。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刘志丹率领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经五小时激战，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歼灭东北军第一一0师。击毙其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师长何立中负伤逃到甘泉后毙命。俘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余挺，各种炮12门。劳山战役的胜利，给敌人以极大的震动，驻守瓦窑堡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星夜南逃绥德。10月5日，根据地机关迁驻安定县瓦窑堡。此时，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令东北军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一部除继续围攻甘泉外，其余大部由东西两面向固守富县榆林桥之敌发起攻击，全歼守敌东北军四个营，俘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1800余人。

 　　榆林桥战役中活捉619团团长高福源处

　　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由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24日，陕甘支队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禁止禁毁农具和打土豪事的命令》。29日，陕甘支队又发出了《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这些命令和文件，表明陕甘支队尊重当地政府、团结当地红军，着眼于巩固、扩大和建设西北根据地的政策和愿望。

　　1935年7月，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驻北方代表”到达西北苏区后，同原在该地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相结合，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在西北根据地的统治。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苏区后，在鄂豫皖苏区追随张国焘 搞“肃反”扩大化的人，与西北苏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结合，把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编写的一本叫《肃反》的小册子拿来照搬照抄。陕甘晋省委成立后，9月21日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错误的逮捕大批干部。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等一大批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入狱，党内、军内、根据地内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西北革命根据陷入了内忧外患的严重的危机之中，形势十分严峻。

　　11月2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甘泉县下寺湾。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到达陕北后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成立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问题。为立即制止“肃反”错误，中央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去瓦窑堡释放被关押的刘志丹等人。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番号，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撤消陕甘晋省治及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及陕甘晋省苏维埃筹备委员会，设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工作。

 　　甘泉县道镇纸坊村象鼻子湾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处

　　11月7日，中央派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委员专程到瓦窑堡着力解决西北苏区错误肃反问题。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做出了《检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1月30日，西北中央局决定给予在西北苏区错误肃反中犯错误的聂洪钧、戴季英以党纪处分。同时，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召开平反大会，宣布刘志丹等人无罪释放并安排工作。西北苏区“肃反”的及时、迅速纠正，挽救了西北的党、红军和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10月28日，国民党当局决定重新调整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的部署，企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围歼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11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等离开下寺湾来到道佐铺红十五军团司令部并会见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和政委程子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红十五军团司令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前方部队，红军指战员十分高兴，在“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打下张村驿，迎接毛主席”的口号下，一举拿下了张村驿等据点。从11月1日开始，国民党军陆续按其定作战预案进行兵力部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分析了当时敌我方面的情况，认为如果让敌人构成合水至鄜县(今富县)、鄜县至延安的东西、南北封锁线，敌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将无法被打破，根据地也不能巩固。11月19日，根据敌先头部队的进展态势，毛泽东、彭德怀决心集中红军主力，在直罗镇地区歼灭敌精锐部队。20日拂晓战斗打响，至26日敌退回鄜县，红一方面军主力转入休整，战役逐于结束。直罗镇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虏5367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敌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实行战略策略的转变。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科学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适时地制定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向全党全军规定了明确的战略任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瓦窑堡会议后，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间进行了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东征战役中，深受陕北人民爱戴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1936年6月，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西北苏区政府决定，将烈士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了《停止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集团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再一次指挥16个师又三个旅的兵力，对西北根据地和红军屐新的“进剿”。根据敌军分布情况，西北军事委员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于5月19日发起了西征战役。至7月下旬西征战役胜利，沉重打击了坚决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除杀伤大量敌军外，俘敌2000余人，缴获枪支2000余枝、战马500余匹，解放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开辟了纵横各200公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东征、西征期间，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送礼品，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开展西北地区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市。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撤消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及其领导的西北军委，将西北根据地分设为陕北省、陕甘省、三边特区、神府特区和关中特区，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领导。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一起办公，西北革命根据地实际上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1936年5月，中央撤消了陕甘省治。当月红军西征期间，中央新设了陕甘宁省。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恢复陕甘省治。1937年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同时，接替秦邦宪主持西北办事处工作的林伯渠，负责筹备“改制”。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进入鼎盛发展时期。

　　(作者汤彦宜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统稿：汤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