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大本营北移的历史必然性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红军长征是重大的战略转折。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各路红军进行了由南向北的大转移。转移是由于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的强力“围剿”，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致使南方各红色根据地丧失，党和红军不得不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做出的重大抉择。在转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核心，正确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将西北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不仅为千回百折的红军长征找到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胜利地实现了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北移，也为以后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建立了稳固的指挥中心，在起承转合的节点上推进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实现“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大本营北移的首要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前期和中期，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在南方地区，当时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的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之外，基本上都分布于中国的南方省份。汹涌澎湃的苏维埃浪潮带给了国民党政府高度的困扰和恐慌，“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一直在持续。蒋介石一方面在其统治的中心区发动更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使长期在上海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共中央无法立足，同时还纠集武装力量对分布在南方各省的各路红军和各红色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在强敌的进攻下，再加上党内“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南方各红色根据地最终难以支撑，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之前，曾派出多支北上抗日先遣队探路，表达出战略转移的目的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时，国内民族矛盾上升，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热河的武装侵占和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渗透，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出现和绥远抗战的爆发，以及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酝酿，表明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新的革命高潮正在中国的北方日益兴起，迫切需要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向北方。1935年9月，党中央就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同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后，仍将北上抗日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哈达铺和榜罗镇，党中央了解到北方抗日怒潮高涨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情况后，召开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分析了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政治、经济条件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状况，看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有实现中央“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基础，具备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做出了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伟大战略决策。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及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是党中央确定中国革命大本营北移的必要因素

　　在南方革命逐渐趋于低潮之时，在西北的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却得到一定的发展，并合并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遍及陕甘两省30余县，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这里有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4000多人，另有相应人数的游击队，这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区域。西北革命根据地长时期受到共产党人的发动和影响，特别是多数地区已经进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群众的斗争觉悟普遍很高，并形成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等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骨干和干部队伍。西北革命根据地不仅有良好的革命基础与强大的革命力量，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革命环境。这里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也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以及宁夏马鸿逵等军阀武装所包围，但由于这些地方实力派同时还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矛盾，客观上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进剿”起着束缚手脚的作用。这里临近抗日前线，又与苏联遥相呼应，符合实施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打通国际路线依托苏联、发动民族抗日推动革命新高潮战略的条件。另外，当时全国影响很大的《大公报》和陕西、山西等地报纸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纷纷报道，把西北革命高潮的讯息传播到全国，客观上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落脚的告示。

　　从俄界会议到榜罗镇会议，党中央确定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方针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使党中央在俄界会议所认为的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在目前较少可能的思想有了重大改变，看到了根据地不是可能不可能建立的问题，而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是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巩固的问题。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使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有了立足之地，得以战胜危机，获得生机。而西北革命根据地所具有的有利的发展条件，为党中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而推动中国革命重新走上高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战略眼光，是中国革命大本营北移的主观条件

　　进行战略转移的各路红军最终需要有一个落脚点，所以，能否重建新的根据地成为长征胜负的标志。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挑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在红军历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突破腊子口等艰难险阻，最终到达陕北吴起镇，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选定自己的落脚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变更中，无不显示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敏锐的洞察力、超人的胆略以及非凡的战略眼光。中共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历史，也验证了中国革命大本营北移这一历史性决策的远见卓识和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深远影响。

　　中共中央根据到达陕北后的局势，开展了扩大和巩固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纠正陕北“肃反”错误，端正和树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转移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迎接全面抗战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强大的力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围剿”，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使原来的西北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

(撰稿：耿琪  统稿：汤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