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和。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湘西，于是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由粤军、湘军、桂军分别堵截。红军经整日血战，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但也遭到惨重的损失。短短两个月时间，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随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入，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在这紧要关头，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而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和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7日，红军又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之日，全市的工、农、学、商兴高采烈，男女老幼奔走相告，鸣鞭炮欢迎红军。这也是红军自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事实的教训下，党和红军内部明显地滋长起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残酷事实的教育下，在毛泽东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后，明辨了是非，转变了错误立场。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的召开，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紧张的酝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作用。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共20人。会议由博古主持，并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在会上先后发言。

　　遵义会议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当时，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然后紧缩包围圈，“聚而歼之”。摆在红军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跳出国民党军设下的包围圈。会议经过讨论认为，黔北地区人口稀少，少数民族较多，共产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创建苏区。因此，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在会议的主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博古的报告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认为这个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在发言中列举事实，说明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和支持。毛泽东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

　　遵义会议指定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大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决议》。《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2月8日，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印发。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组织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红军转战途中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特设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长征初期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集中全力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

　　(撰稿：李兵  统稿：汤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