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发展壮大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启示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13年间，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也是抗日根据地的试验区和示范区。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全面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举世称誉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内外进步人士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和“新中国的试管”，毛泽东把边区和以它为样板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区位决定了其承担着探索示范的作用，其许多开创性决策和政策，既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实施“一元化领导体制”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理有节地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多次反共高潮，独立自主地打破了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在这个过程中，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比如，有的以各种理由对中央指示执行不力，严重者甚至造成重大损失；有的闹宗派，搞山头，严重者影响到一方一地的团结和工作。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1942年9月印发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要求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即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的组织的最高形式，应当领导其他一切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要严格执行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一元化”领导体制 “规定了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军队、政府、民众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党内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处于唯一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体制有力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保证了革命队伍各种力量的协调一致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发布之后，边区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边区参议会和政府的工作更加有效，军队和地方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没有党包办一切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建设，面对执政以后党的地位和国内外环境，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的弊端逐步显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逐步偏离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本义，不正确地把党的一元化领导推向了极端。结果，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 “一人化”领导，党领导一切变成了党直接管理国家的一切。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正如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实践工作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结合起来，以科学完善的领导制度推进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根据时代和党任务的变化适时调整党的领导体制,针对突出的不适应和不符合问题，与时俱进地提高体制的适应性。

      二、凝聚思想认识，开展“整风运动”

      1942年，我们党启动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延安整风运动，努力建设一个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这次整风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简称“三风”），使全党上下思想保持一致，以便更好地团结起来，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也是首要内容，实质是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加强理论学习，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灵活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当时读书风气之浓厚、研讨问题之深入、调查研究之普遍，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经过延安整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观点以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延安整风的另一个内容，主要是加强党的纪律，克服本位主义、闹独立性、自由主义等倾向，端正党的组织路线。为此，党中央大力倡导党员干部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整顿党的作风》，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同时，延安整风系统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弄清问题、做出结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了不同程度存在的宗派主义现象。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延安整风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关于整顿文风，毛泽东强调，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在整顿文风中，主要是检查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检查写文章、作决议、发指示中的八股文风。经过整顿，党内文风有了明显变化，直面突出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成了人们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纠正了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凝聚了人心、统一了思想，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面对当前国内和国际的复杂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和时代考验更为严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延安整风运动升华出来的这一价值原则、探索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方法，对于当前整合与引领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践行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不断增强党员遵守制度的自觉和坚守思想的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直接借鉴意义。

      三、充分吸纳积极力量，实行“三三制”原则

      为了巩固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的经验、分析政权人员成分存在着“清一色”的不足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一重大政策。“三三制”是指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民意或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其中，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三三制”是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的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形式，充分照顾了一切抗日阶级阶层的利益，保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基础，又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力量和一切赞成抗日民主的人士，孤立了顽固派，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最大的社会智慧和社会力量。在“三三制”政权组织中，我们党创造性提出和实施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本方针，这既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又拥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把党的主张和最广大的民众利益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庞大的上下贯通、融为一体的社会力量。可以说，“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史上的重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特点并被实践证明是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共同完成时代任务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三三制”在思想上统一了认识，各个阶层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共同目标引领下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在我党带领着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际，在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凝聚各阶层的智慧力量尤显重要，求同存异、尊重差异、凝聚意志、凝聚力量尤显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原则和制度，统一战线是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载体，各级政协的定期协商座谈是集思广益的重要形式，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互相监督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为保证“三三制”的实行，边区普遍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由人民群众自己选举心目中的代表，组织民意机关，产生各级人民政府，代表民意来参政议政，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去。特别是适应选民不同文化程度而采取的灵活多样、方便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投票方法，反映了党和边区政府致力于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勇气。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阶段和重要转型期，我们应该牢记辽宁、南充拉票贿选案的深刻教训，推动党员干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民主选举等政治制度的根本，加强政治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确保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顺利推进。

      四、集中各方智慧，开创性地实行“参议会制”

      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局部执政地区实行民主政治的新创造，是党实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新成果，其主要特征是将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容纳各抗日党派、各阶级阶层、各民族的普选的议会民主政制。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主制度的指示，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延安成立，由原边区预备成立的议会改名而成，是边区人民参政议政的机关，也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更是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民通过各级参议会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事管理，参议会代表人民来议事管事，各级参议会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边区参议会的组织形式是旧的，内容是崭新的，是新型的代议制民主形式。在存在的一年中，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明确了边区人民的合法权利，调动了社会各阶级的积极主动性，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地方政权高效履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制度实际上是我们党对治国方式的大胆探索和初步实战，符合当时基本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对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吸取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政治文化成果，更应该深入研究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探索于中国大地的成功做法，正视国内外社会力量变化，分析社会结构分众化和新社会阶层出现的特点和规律，通过体制完善更好地整合社会力量，进一步夯实治国理政的社会基础。要认真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既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又不断增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活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五、夯实基层组织，实行“精兵简政”

     在日寇的疯狂进攻、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恶劣外部环境中，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陕甘宁边区异常严重的困难，面对根据地日益缩小和边区政府机构庞大的突出矛盾，陕甘宁边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果断地实施了“精兵简政”的政策，主要是紧缩机构，统一事权，事务政务分开；“精干上层”，提高干部素质；充实下层，“到县、区、乡去”；妥善安置编余人员。精兵简政政策的普遍实行，对于减少消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精兵简政是抗战时期是我党在严重困难时期维系与积蓄有生力量并逐步走出防御转向反攻的生动改革实践，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是一个成功典范，而且为我党克服了重重阻力、圆满完成预期任务、实现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更为后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和实践启迪。

      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表现为人员减少，实质是夯实基层基础、提高行政效能。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在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中，在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精简统一效能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借鉴紧缩机构、精干上层、充实下层和妥善安置编余人员的历史做法，更要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既坚定制度自信又不固步自封，整合机构、规范行为，减少层级、精兵简政，权责一致、有的放矢，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不同阶段历史使命需要相符合的动态开放治理结构。

      六、掌握发展主动权，开展 “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疯狂推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国民党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铁桶般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仅陕甘宁边区周边就有三个封锁地带，五条封锁线和40多万兵力。在“要么饿死”和“要么解散”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党实行了立足实际、依靠自己、解决难题的“大生产运动”。 

      1939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要求，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陕甘宁边区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1941年3月，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1942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首次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1943年以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和生产竞赛，获得了极大的成果。大生产运动使各根据地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难关，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扼杀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企图。同时，立足自身、立足实际，自己动手增强综合物质实力，也促进了各根据地整体力量的提升。通过大生产运动，也增强了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取得了可靠的政治和精神成果。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

     大生产运动虽是一定历史形势下的活动，但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树立了战胜困难信心与勇气丰碑，同时告诉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过时，不能丢弃。大生产运动是我党在特殊历史时期主动作为、迎难而上、激发内在动力的生动典型，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抓住和用好机遇，敢于正视矛盾和问题，千方百计地去求得矛盾和问题的及时正确解决，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