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平均： 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13个日日夜夜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双十二事变”。从这一天起，至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展开了13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避免了一场内战，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及时开会商讨对策

　　12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提出“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的八项爱国主张。当日凌晨，张学良致电保安的毛泽东、周恩来：“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接到这一突发事件电报后，中共中央既感意外又感严重。天还未亮，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开紧急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决定：毛、周立即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各军”，以应对南京政府的军事“讨伐”。并表示，此间红军决不进占贵方寸土。同时告知张、杨，“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同日，南京国民党也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应对西安事变。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13日凌晨二时，中革军委将西安事变之事电告红军各军团，令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随后又致电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南京已下令免去张学良职务，何应钦到郑州指挥进兵。令红军野战军全部在本日内准备完毕，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至延安、甘泉集中。这天清晨，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提出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事变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置于群众之上，西北义举才能发展至胜利。对全军举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

　　同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商讨应对事变的方针。毛泽东首先发言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明确表示拥护，中共的目标“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认为，要向全国各派解释清楚，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张闻天指出：目前应该采取不与南京对立，不正面反蒋的方针。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要高举抗日旗帜，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新的尖锐矛盾面前，我们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这个观点，成为后来和平解决事变的指导思想。最后，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的宣言，但在事实上应积极去做，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周恩来指出，中共要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但仍应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要有正确的组织工作。

　　中午，毛、周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去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事，请派飞机来延安接。

　　(二)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

　　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的负责人，联名致电张、杨，提出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集团军。成立联军军政委员会，张为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地区，与进犯之敌决战，各个击破之;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指示电：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日本及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企图制造内战，红军应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

　　张、杨在西安接到中共电报后，立即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

　　在西安(张杨)、保安(中共)频频联络并开始进行配合性工作的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其主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出现两种声音：何应钦极力主张对西安进行讨伐和轰炸，以便蒋被炸死后取而代之;孔祥熙接受宋美龄建议召集高级会议，决定在“讨伐”张、杨之前，先行和平营救蒋介石。当日，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携带宋美龄写给蒋介石、张学良的两封信，由南京飞抵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端纳会见并劝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图为张学良在阅读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同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分别发表通电，一致拥护张、杨所提八项主张，希望“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的地位，应以推动他们抗日为方针。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红军将领15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要人，呼吁“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成员有罗瑞卿、许建国、吴德峰、张子华等，从保安启程赴西安，当晚宿于安塞县城。毛泽东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他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3人接洽。

　　16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讨伐张学良决定：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推于右任宣慰西北军民。会后，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各辖10个师，分别向西安逼近。当日，南京政府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与赤水车站。

　　与此同时，红军为防事态恶化做了军事应急部署：红一方面军为第一梯队，开始南移，到西风镇附近集结;红二方面军为第二梯队，到庆阳以南地区集结;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为第三梯队，到庆阳附近集结。

　　同日，经过端纳的斡旋，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诸事，张学良表示欢迎。

　　(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协助处理事变

　　17日，周恩来等9人从延安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抵达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途中听取代表张学良到延安迎接的刘鼎(中共驻东北军代表)汇报西安事变真相，周恩来指出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内战。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晚，周在西安会见张，商定：红军加入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周明确表示保证蒋安全，但南京挑起内战，蒋的安全则无保障。双方商定张同宋子文谈判的“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撤出潼关”等五项条件。为自身安全计，蒋介石手书的命令由蒋鼎文亲送南京：令何应钦19日前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

　　18日，根据周恩来的来电，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武力讨伐，会堵塞谈判余地。要求国民党立刻实行：第一，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第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第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第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第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并指出，如能实行上项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周恩来同杨虎城会谈，说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杨表示尊重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同意周恩来和张学良商谈的关于谈判的条件和军事部署。

　　(四)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

　　19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会议主要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与力争和平解决的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他指出：事变发生后，南京的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全力讨伐张、杨，把张、杨的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这对抗日不利。接着，着重分析了西安事变影响的两重性与两种前途，强调党的政策应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在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派。应把各种反内战力量团结起来，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最后通过对党内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及第一份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指示》指出党的基本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二、推动南京政府进一步走向抗日。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发动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四、准备在“讨伐军”进攻时，给以严重打击。这种防御是为了促成全国性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通电》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方面召集国内和平会议，在召开会议之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同日，为了实现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起草并发出14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11份，通报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两份，命令他们率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师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援助;给南京的潘汉年电报1份：“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同日，何应钦同张居正、孙科、宋子文、宋美龄等会商，决定：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介石;准许至本月22日，暂停轰炸。

　　20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

　　本日上午，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直言告知宋子文，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一致同意放蒋。周恩来也明确告诉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劝蒋改变政策。张、周的谈话，使宋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了信心，随后张学良陪他去见蒋。交谈后，蒋交给宋在他被扣押期间写的3份“遗嘱”。宋子文在西安看到事变和解的微光，第二天心怀喜悦地飞回南京。

　　2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电文分析局势后提出达成和平协定、释放蒋介石的五项条件：第一，南京政府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斥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之自由。根据中央来电，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商讨了与蒋、南京方面谈判的有关内容。

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周恩来的指示电文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央发布训令，宣布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军队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毛泽东致电南京的潘汉年，让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这些条件是：吸收几个抗日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恢复蒋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潘汉年立即将来电要点转告陈立夫，并从旁促成宋美龄去西安。

　　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张、杨反复磋商后决定：集中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部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顾祝同部，以应不测。

　　(五) 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红军正向南急进，20天内准可集中咸阳。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来西安的电报后，于22日在宋子文、端纳、蒋鼎文陪同下飞至西安。宋子文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商量如何正式开始谈判。张、杨、周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的基础。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他本人不出头，而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二是商谈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书面签字，但回南京后分条执行。张、杨、周为早日解决问题表示同意。

　　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并决定红军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组成西北抗日联军，但对外暂不宣布。同日，秦邦宪、叶剑英奉中共中央派遣抵达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参加中共代表团。周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秦主持西安的党内工作，叶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委会参谋团的工作。

　　本日上午，周 、张 、杨 在西安 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提出六项条件。张、杨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需转告蒋介石。当天，周恩来还同宋美龄谈话，阐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与抗日各项政策，希望蒋介石从速抗日。

　　24日，周、张、杨同宋子文、宋美龄正式谈判。经过一番争执和让步、妥协，最终达成九项协议。下午，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与宋(庆龄)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办法;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

　　当日，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基本同意协议。谈判结束当晚，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蒋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

　　当日，周恩来、秦邦宪将会谈达成协议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张闻天、毛泽东见电，表示对谈判结果满意。同时提出：“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泽东不参加。”至此，党中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紧张应对了13个日日夜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

 

　　25日，张学良觉得蒋介石已承诺和谈条件，怕时间久了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要求，同意蒋离开西安并于下午三时许直奔机场，登机亲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往洛阳。在洛阳致电杨虎城，照蒋之意释放被扣押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人。蒋在张学良陪送下26日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但张学良立即被南京政府扣押。

　　中共中央27日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工作。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注：本文资料来源于陕西省档案馆藏国民党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

　　(作者为陕西省档案局馆档案保管利用处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