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红：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两年间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谱写了党领导人民军队的英雄史诗。长征中中央红军七易落脚点，历时一年首先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中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挽救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背景，是基于当时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原因。

　　1、 民族危机加重

　　“侵略中国是前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进入近代社会，工业发展需要资源。而日本最缺的就是资源，于是盯上了中国。”为此，曾发动甲午战争获得巨额赔款，后又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中国的辽东半岛。而在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后，受到猛烈冲击的日本更是企图通过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缓和其国内政治、经济危机而摆脱困境。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准备过程中，对中国的国土资源、政治经济文化情况，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调查。所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绝非盲目。因此，中国人民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这正是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主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全民抗战的根由，体现了中华儿女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使命和信念，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担当。

　　2、  国共矛盾尖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星火燎原，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赣南、闽西及之后的陕甘边、陕北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约10万人,使中国革命逐步摆脱极其严峻的困境开始重新走向高涨。国民党蒋介石一向视中共武装为心腹之患，但在红军初创根据地之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因此蒋只得忙于与党内新军阀的争斗。而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特别是1930年7月间“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极大震惊国民党。10月，国民党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一结束，蒋立即调集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

　　3、红军被迫长征

　　正当国民党调兵大规模“围剿”红军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从1930年冬到1933年9月，先后对南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累计用兵近200万，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其中第五次是在蒋介石势力最强大之时的1933年9月底集中百万兵力“围剿”红军，时仅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就有50万人。国民党将此次“围剿”定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本着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的基本原则，收揽人心，与中共展开对民众的争夺，同时在作战方针方面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而中共方面一方面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持久消耗作战方针的严密封锁下，中央苏区作战资源异常困窘，致使“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而且苏区当时在扩红征粮中出现一些左的做法，有失人心。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红军虽经一年奋战，终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在民族危亡关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发展，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放弃了千辛万苦建立的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嗣后，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各路红军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由于红军长征的目标之一是北上抗日，所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历史的必然。

　　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关键是找到了陕甘根据地这个唯一现成的落脚点，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根据地的瓦窑堡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陕甘根据地

　　陕甘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创造性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 。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是在国民党围剿南方革命根据地期间发展壮大起来的，两块根据地在地域上互相毗邻，在创建中互为依托，使西北革命呈现蓬勃发展势头，这是陕甘根据地能够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的根本原因。1935年春，蒋介石在重兵“追剿”长征红军的同时，急调4万余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两块根据地党政军协调作战，挫败了敌人采用的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堡垒战术，攻克敌6座县城，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统一的陕甘根据地。正如毛泽东所说，在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而这个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恰巧具备红军落脚的基本条件，最终成为红军北上抗日唯一现成的落脚点。

　　2、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围绕利于北上抗日的目标选择落脚陕甘根据地

　　长征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战略转移中，寻找创造一块能够使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立足之地。这是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国的大问题。为此，党中央曾在长征途中八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易落脚点，努力地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及有利于北上抗日和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例如在两军会师后党中央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及民族矛盾的变化，在选择落脚点问题上不仅考虑生存，更要利于北上抗日。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全国政治形势，适时地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由于张国焘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战略方针，致使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直到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在甘肃省哈达铺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获得了陕甘根据地的消息，于是毛泽东于9月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边根据地的赤安县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在民族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把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面对生死存亡仍以北上抗日为己任，最终一步步走向了陕甘根据地。

　　3、以陕甘根据地为依托党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主张，早自“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35 年八一宣言的发表就日趋鲜明。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系列的抗战宣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对日作战。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根据全国各界人士抗日呼声高涨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政治方面极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的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和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瓦窑堡会议上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顺应时世制定的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决策部署。

　　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促成山西、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先后发起东征、西征战役，既巩固扩大了落脚点陕甘根据地，又促成了山西、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东征促成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根据地必须采取“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当时红军把“行动部署的基础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确立中央红军的发展方向为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向华北抗战前沿发展。红军东征行动是与党团结全民族抗战主张是一致的，同时进攻山西可迫使阎调回入陕的晋绥军，缓解对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威胁。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古峪村团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东征的目的有三:“一是配合‘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反饥饿高潮;二是从外线分散敌人兵力，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的新‘围剿’;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毛泽东亲率红军东征后，阎锡山急请蒋介石增兵救援，蒋乘机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路进入山西，并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剿共”。5月初，东征虽然没有圆满完成预期目标任务，但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可见，党中央无论是发动东征，还是回师河西，都是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全民族抗日救国局面的形成。

　　阎锡山为了阻拦红军，不得已引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后却滞留山西成了阎的最大威胁。同时，日本侵略者又软硬兼施，一面极力拉拢，一面重兵压境武力威胁。在阎感到四面楚歌时，中共中央及时向其开展了工作。当时毛泽东采取多种方式，寻求多条渠道，除亲笔致信阎锡山，陈述红军的抗日诚意，表示愿意联合抗日外，还先后写信给阎的部下如晋绥军高级将领傅作义等人，声明愿与阎停战议和，希望予以从内部周旋。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反复权衡后，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10月，党派出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1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到达太原同阎谈判，正式确立合作关系。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促进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两军携手抗击日军进攻，以及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西征为促成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东征后陕甘地区出现了利于红军发展的条件，即陕甘根据地东线虽有陈诚重兵压境，但南线由于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一致抗日等协定、与西北军达成在共同抗日原则下互不侵犯之协定，而此时西北线只有马家军，若占领宁夏，可以北出绥远，接通外蒙和苏联的联系，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亦接近华北抗日前线。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西征红军经过2个月的征战开辟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纵横400多里的新根据地，并且与老苏区连成一片，巩固扩大了陕甘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初具规模。

　　红军东征、西征的重要任务是完成陕甘根据地“在发展中求巩固”的艰巨任务，从而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东征时红军把作战方向定在山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开了与驻扎在陕甘根据地南面西北军、西南东北军的正面冲突，利于党和红军对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为东征解除了后顾之忧。西征初期共产党就提出了一系列一致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在西征“动员时着重说明西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苏区，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我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所以在1936年6月20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在8月30日作出的关于“西征中统战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全军“要以最大力量将这一工作做好。”为此，西征主力“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团部普遍建立了开展统战工作的专门组织。”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时，西北马家军是蒋介石进攻红军所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马家军红军依然本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进行团结争取工作。所以，在西征时野战军政治部曾发出指示，要求“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要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

　　3、全方位开展统战工作促成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根据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感召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共抗日，党做了大量积极细致的工作。

　　东北军是当时国民党在陕甘的主要部队，1935年夏当红军长征接近陕甘时蒋介石又任命东北军司令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因此，做好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即可以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和发展壮大红军，又可为国共高层接触创造条件。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李克农等协助，统战工作的重点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1936年1月中旬，通过被俘后思想转变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的牵线搭桥，张学良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中共中央遂即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3月4日，张学良秘密乘机飞往洛川与李克农进行了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4月9日张学良飞抵延安，与从东征前线赶回的周恩来共谈合作抗日，双方不仅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而且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上也取得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所以红军东征回师通电中再没有提反蒋的词句，表现了中共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

　　以杨虎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即西北军)是一支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队伍，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与中共合作。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即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局领导人之一南汉宸和中共地下工作者申伯纯与杨虎城建立了联系，提出了双方合作的六条意见。同年12月5日，中央派原红26军代理政委汪锋前往西安，带去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亲笔信，提出了以西北大联合推动全国联合抗战的主张，遂在南汉宸提出的六条意见基础上，双方达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互不侵犯等四项协定。自此，杨虎城成为“第一个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36年8月，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公开身份为17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至此，同杨虎城达成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口头协议。同时，中共还注意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包括与新疆的盛世才、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第86师师长高双成等建立统战联系，并积极开展哥老会等会道门的工作，从而对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6年10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到1936年深秋，在西北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区域性的大联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从中国革命前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扭转了陕甘根据地的不利战略态势，使党中央和红军能够相对稳定地立足陕甘，为中国革命发展保存了力量;从中华民族命运来说，对促进国共两党在全国范围内转向合作抗战，形成全国范围的抗日局面作用重大。所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奠基石。

　　四、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最终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党中央和红军竭尽全力，最终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关乎民族危亡和中国革命前途的丰功伟绩。

　　1、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军事基础

　　东征、西征战役，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卫、扩大和巩固落脚点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使命。特别是西征战役中大量开辟新区、扩充兵员、征集资财，遍洒革命火种，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同时红军边解放边建政，完成了陕甘宁省的建置，从而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为三军大会师创造了条件。在西征红军的策应下，红二、四方面军加快了北上的步伐，终于在1936年10月迎来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大西北的伟大壮举。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国民党调集重兵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经过艰苦长征，疲劳困顿之时，将之一举消灭于黄河以东的甘宁边境地区。为了击破国民党军进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革军委决定进行宁夏战役，旨在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伺机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这一计划尚未实施，中央就接到张学良的请求，希望红军再坚持一下，“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时坚持陕甘有相当大的风险，但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但胡宗南部却仍是步步紧逼，从静宁、会宁直追到陕甘宁根据地的西大门。在“外有强敌，内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情况下，党中央指挥红军诱敌深入，捕捉战机，最后于11月21日至22日三大主力红军在陇东环县发起山城堡战役，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78师232旅和234旅两个团，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了陕甘根据地，对于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

　　2、中国共产党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

　　在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部署剿共的军事力量，调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准备随时开赴苏区剿共。蒋介石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12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等19位红军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希望化敌为友，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就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到拒绝。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向张、杨发出最后通牒，立即将东北军、西北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否则就将东北军、西北军分调福建、安徽。张、杨经反复苦谏无效后，遂于12月12日，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

　　当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南京当权势力出现两种对立的主张，国际上日本、英美等态度也极为复杂。所以，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前途至关重要。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期间，为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中共多方积极努力，例如毛泽东在12月16日曾致电阎锡山“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所以说中共的一系列统战工作也非常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总之，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全国性抗战创造了必要前提，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看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众望所归地把中国共产党当成了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中流砥柱。

　　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互相让步实现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条件，改变并最终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1937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讨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中共是此次讨论的中心问题，虽然国民党还坚持“根绝赤祸”，但是政策由“武力剿共”变成“和平剿共”。这标志着国民党接受了合作抗日的政策。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实现全民族抗战。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两党开始在军事上进行合作。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申明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重要性，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之后，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法宝。

　　史实证明，在南方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而中国人民又面临抗日救国的重大历史任务之时，中国共产党选择北上抗日，稳固落脚陕甘根据地，倡导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入到抗日的最前线，挽救了中华民族，开创了整个新的中国革命历程。

　　(作者为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