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虎:1975年全面整顿中的勉县

来源:  时间: 2017-04-12  阅读量:

  1975年1月,邓小平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四个领导职务。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大刀阔斧地开展各方面的整顿。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整顿中,勉县也迎来了难得的阳光。

  1975年5月27日,在勉县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确定要进一步贯彻中央九号文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具体来说,首先在农业方面,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抓革命,促生产”。全面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科学种田,建设稳产高产田。同时要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在工业领域,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要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革命干劲,推广优选法,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反对无政府主义。在这次会议部署下,勉县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地区全面整顿精神,在农业、工业、商业等领域取得了较大成绩。

  勉县农业生产在文革期间一直不稳定,1974年粮食亩产仅498斤,56个公社中有14个粮食总产低于1965年水平。人均年收入仅仅42元,全县378个大队、2092个生产队仅有大中型拖拉机52台,手扶拖拉机197台,机耕面积只有11%,46%的公社不通电,34%的公社不通公路。为此勉县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县认真贯彻“以土为首,土、水、林综合治理”的方针,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抬田造地,兴修水利,改造公路。实行科学种田,大搞平整深翻,间作套种。抓好养猪积肥,种好绿肥,大力生产和使用磷肥、复肥和菌肥。开展堆肥沤肥群众运动。合理密植,积极推广优良品种,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1975年勉县粮食总产量达到11868万公斤,比1974年增加13%,基本恢复到1972年水平。油料作物产量达348.14万公斤,比1974年增产25%。大拖拉机达到61台,比1974年增加90%,手扶拖拉机达到265台,比1974年增加85%。

  畜牧业方面,截止1975年5月底,勉县全县生猪圈存131873头,其中集体猪23098头。比1972年圈存减少39200头,集体猪减少9825头。勉县认真贯彻积极发展集体养猪,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生产队要队队办猪场,场场大养母猪,做到自繁自养,队繁户养。三夏大忙后要把建设猪场当成一项基本建设来抓。鼓励扶持社员养猪,机关、学校、部队、工矿企业都要积极养猪。

  生产队在分配时,要按养猪计划,集体母猪每头每年由生产队留料200至300斤,种公猪300至400斤。社员户有饲料地的必须养肥猪一头,不养猪者饲料地抵算口粮。多养猪者补料。改进收购,不压级压价,方便群众,有利生产。截止8月底,勉县全县生猪圈存164275头,增加40%,其中集体猪35160头。基本恢复到1972年水平。

  在分配上,强调既要缩小粮食分配上的差别,又要反对平均主义。社员口粮适当增加,人均口粮370斤以上。另有养猪奖励粮和肥料分粮,社员现金分配占公社总收入的62.4%。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除在农业方面,勉县全面落实全面整顿,在工业、商业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工业方面,通过全面整顿,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干劲,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工业生产有了较大提高。1970年10月,全县统一将农村集镇的集体所有制手工业社(组)合并到区、社集体所有制工厂;城关10个社(组)调整合并为农机修造社、铁皮衡器杂修社、竹木笼箩社、印刷刻字社、服装社、制鞋社、印染社等7个集体企业。1975年全县有 8个集体所有制企业,525名职工,总产值达155.46万元 利润 8.77万元,均比1974年增加60%以上。1975年勉县有国营工业企业11个,职工1918人,年产值921.29万元,比1974年增加180%,利润112.44万元,比1974年增加40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煤炭13.57万吨,增产35%,水泥6000吨,增产45%,发电量933万度,增加33%。

  商业方面,解放初期,集市繁荣。1956年后,粮食、棉花、油料列为一类物资,由国家统购,不准上市交易。二类物资实行派购管理,国营、集体商业网点下伸,集市贸易量减少。“大跃进”后,又遭自然灾害,农业减产,物价上涨,商品供应不足,集市贸易下降。1961年,贯彻“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方针,开放集市;除一类物资禁止上市外,其他物资完成派购任务后允许上市交易,当时城关镇、黄沙、新街子、老道寺、阜川、元墩、新铺、茶店等集市贸易恢复,但物资数量少。“文化大革命”中,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社会主义大集”的影响下,农村集市减少逢集天数,不少农副产品不准上市,集市贸易一度萧条,农户为出售农副产品,不得不在一些地方“黑市”交易。1975年以后,农民收入提高,物资增加,交易意愿增强,“黑市”交易量急剧增加,当时县城东南马营汉江河滩,就是比较活跃的交易市场之一。国营商业系统销售量也有较大增加。 1975年国营商业系统,国内纯购进额736.90万元,比上年增加4%,国内纯销售额3,139.80万元,增加5%,均创1980年以前勉县最好历史水平。随着工农业的恢复,勉县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增加。1975年,勉县财政收入达684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入达 329.51万元,比上年增长27%。达到1966年以来最好水平。人民群众的收入也有了较大提高,表现在城乡储蓄额迅猛增加,达到1,685.0万元,比上年增加115%。交通方面也有了一定发展,1975年修通了欧家坡火车站专线,全长7公里,以及阜唐公路,(阜川一唐家坝)全长 31.1公里。

  综上所述,1975年勉县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为核心的全面治理整顿,虽然没有从本质上扭转“文革”的错误,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革”的危害。政治斗争有所减弱,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商业贸易有了较大恢复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难得的提高,为1976年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中共勉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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