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逢春：代表陕北红军率先迎接毛泽东到吴起镇的汉中人

　　龚逢春：代表陕北红军率先迎接毛泽东到吴起镇的汉中人

　　李明智

　　龚逢春，生于1908年3月24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上元观人，农民家庭出身。1925年秋考入汉中联立中学学习，上海“五三0”惨案发生后，积极参加汉中学生游行示威活动。1927年春从汉中考区考入冯玉祥部设在西安的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该校当时政治部主任兼教官是共产党员唐澍。龚逢春在该校虽仅半年，但在唐澍等的培育下，既萌发了革命思想，又学习了一些军事理论和军事知识。当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为避其锋芒，龚逢春只得在当年秋插入省立第一师范就读。在此期间，他自觉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了学校党团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

　　第一，积极建立、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1929年夏天，龚逢春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被聘为城固县立高级小学教员。任教期间，他利用课堂经常给学生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并与该校地下共产党员，相继担任校长职务的徐葆初、吴静澄一起，经常组织进步师生翻印和阅读进步书刊，领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1930年9月，他经郑月波、吴静澄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担任该校党支部宣传委员。

　　1931年冬，龚逢春在任中共陕南特委的军委宣传部长时，经特委书记贾拓夫介绍到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他先后在赵寿山旅102团和杨虎城驻洋县的警备第一旅中以中尉文书作掩护，为该部《奋斗报》、《新民周报》的编辑，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

　　1933年春，龚逢春随警备第一旅到西安，不久即与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余海峰取得了联系，接上组织关系。这年夏天，当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原为中共党员的王泰吉欲率部起义时，为加强党对起义的领导，龚逢春被省委派到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驻耀县的骑兵第一团帮助团长王泰吉做起义准备工作。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宣布起义后，改称“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该军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龚逢春先后在该军任政治部科长、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起义军与红26军合并，龚逢春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部主任。

　　1934年冬，龚逢春调任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1935年春由于敌军马鸿宾部大举向陕甘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南梁进犯，中共陕甘边区政府决定暂时放弃南梁苏区，转移到甘泉县境内的洛河川，从此，洛河就成了陕甘边区根据地领导中心。据当时曾在陕甘边政府任职的、现教育部巡视员王华的回忆录中写道：1935年春，在特委和边区政府的龚逢春、冯树立等人领导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了桥府谷、下寺湾、王家坪左和村苏维埃政权，并于农历4月在胡皮头召开了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到洛川后的第一次千人群众大会，由习仲勋讲话，并宣布将这三个区改为陕甘政府直属“一、二、三区”;龚逢春等人为巩固、扩大洛河川新的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代表陕北红军第一个迎见毛主席的根据地领导干部。1935年秋，龚逢春任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活动于庆阳、环县、合水、定边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当陕甘红军不断取得胜利、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之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以“肃反”为名，把大批地方干部和刘志丹等红26军营以上干部扣押起来，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龚逢春因正率部在庆阳、合水、定边一带指挥作战，中央红军又早到吴起镇一步，幸免于难。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吴起镇(今吴旗县城)。龚逢春听到消息后，十分惊喜，立即代表陕北红军率先赶到吴起镇迎见毛泽东。中共中央、毛泽东根据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的汇报，于22日凌晨接见了龚逢春。龚逢春把陕北肃反扩大化及当时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红军发展情况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如实汇报，并明确表示不应该逮捕刘志丹等领导人和红26军大批干部。毛泽东非常重视他的汇报，当即下令“刀下留人”、“立即停止捕人、停止审查、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李维汉同志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去瓦窑堡传达中央紧急指示，即行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名受诬被捕的干部，并成立审查小组，调查肃反情况，迅速处理了肃反中的问题。这不但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党和革命根据地，而且也使中央红军在陕北站住了脚，龚逢春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正如他病逝后党中央给他写的悼词中说的：“1935年，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胜利达到陕北时，龚逢春同志是第一个到吴起镇迎见毛主席的根据地领导干部。他向毛主席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揭露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迅速纠正了王明路线对陕甘根据地的祸害，使陕甘苏区的党和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1935年冬，龚逢春调任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委书记，接着又调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长，随后又调任西北保卫局侦察科长、西北局驻榆林地区特派员等职。

　　第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晋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龚逢春先后任中共西北局组织科长、保卫局侦察科长、中共榆林特委书记、晋察冀边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至1942年夏，先后任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武装部长、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总指挥等职。1942年5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任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分局党校校长等职，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干部培养以及群众文化教育工作倾注了全力，作出了出色贡献。

　　1943年7月，延安整风运动转入审干后，负责审干的康生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搞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很快传到晋绥，分局党校也伤害了一些同志。对于“抢救运动”中扩大化的错误，龚逢春在向全校学员作关于“抢救运动”的总结报告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当场向学员道歉。他那种顾全大局、严于律己的诚恳态度，使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屈的同志深受感动。

　　解放战争时期，龚逢春于1946年初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长，1947年初又兼任组织部长。为调配干部、加强根据地建设、土改和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龚逢春遵循中共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指示，从1948年起就着手向新解放区调派干部。到1949年春，先后共调出省、地、县及以下干部3000多人，除少数留在西北局机关外，大部分干部被派到新解放区工作。紧接着，他又筹划向即将解放的西南川康新区调配干部。这期间，龚逢春夜以继日的操劳，常常通宵达旦，不但对南下干部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做了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为此，南下入川前，贺龙司令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龚逢春在调配南下干部工作中做出的出色成绩。

　　1949年12月，龚逢春作为西北工委和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随贺龙、周士第指挥的第十八兵团南下入川。四川解放后，龚逢春任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川西区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初，刚解放的川西地区社会情况复杂，匪患严重，国民党残余匪特勾结地方封建势力，频繁掀起叛乱。龚逢春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有关地、县和农村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强调要贯彻我党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注意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受蒙骗群众，很快平定了川西叛乱，稳定了局势。平叛后，他又在领导川西地区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等诸多工作中，任劳任怨，忠于职守，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四，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从事党校工作，为培养党的领导干部，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9月，龚逢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南局党校党委书记、校长。新中国建立初期，刚刚掌握新生人民政权的各级干部，对党的大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不够熟练运用，许多干部的文化程度低、基础差，培训工作显得极为重要，并迫在眉睫。龚逢春担任覆盖西南四省的西南局党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后，从加强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入手，很快就把西南局党校办成了大西南地区的干部培训基地。1958年秋，中央调整行政区划后，龚逢春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从1959年开始，又被选任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1963年10月，龚逢春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和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强调学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的放矢地去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为提高党的中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对龚逢春进行了残酷迫害，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原则、据理反驳，并为一些当时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竭力申辩，提供如实的证明材料。康生几次指名要他揭发贺龙、李井泉、林枫等人的“罪行”，他都横下一条心，宁肯坐牢杀头，也要坚持真理，绝不无中生有，诬陷好人。康生一伙认为龚逢春态度顽固，被隔离审查，在非法审讯中被殴打致伤。后被下放到中央党校的西华五七干校强迫劳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党校为龚逢春平反，后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他热情高涨，抱病参加会议和学习。在病重期间，仍非常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关注恢复后的中央党校工作，对自己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由于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致使百病缠身久治无效，于1978年12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龚逢春逝世后，邓小平、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

　　(作者为汉中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